也就是说，唐朝的商人子弟无法参加科举。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变化，即“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其中解送的意思就是允许其参加科举。
历史上的明朝也是如此。
眼下的明朝商人更是如此！
他们经营商业，要么为了置办田产，要么是为了实现阶级跨越，并没有把“经商”本身当成最终目的。
他们的资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技术革新与扩大生产，更别说转化为工业资本了。
据朱高煦通过锦衣卫密探了解，许多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大商人，他们的财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田租。
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商人，还有一层地主的身份。
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商人，通过各种方式，把应当缴纳给朝廷的商税、田赋等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
朱高煦把越来越多的勋贵，拉入皇家商行，开设新的商号，鼓励勋贵们去从事手工业、制造业等工商业。
如此一来，这样新兴的工商业，便可以不断吸纳城市周边地区的劳动力。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作坊设在县城或省城周边的农村乡镇之中，进一步带动了农村乡镇的发展。
大明的奢侈品产业非常发达，海外贸易几乎都以奢侈品贸易为主，比如瓷器、丝绸、茶叶等。
宋朝的时候，奢侈品产业是为皇家和特权阶层服务，极大程度的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
而奢侈品产业利润巨大，对促进商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目前的大明奢侈品产业皆在皇家商行与朝廷控制之下。
文武官员与民间百姓皆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的相关债券，获得奢侈品红利。
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入烧制瓷器，或纺织丝绸，或加工茶叶等奢侈品产业作坊、工厂之中。
方孝孺的亲族也好，解缙的亲族也罢，他们都只是大明在向前发展之中，必然会出现的例子。
像他们这样，通过兴建手工作坊，雇佣百姓从事手工制造的商人，几乎每个乡镇都存在。
所以，摆着大明第三任皇帝朱高煦面前的问题是——大明接下来的路，要走向何方？
走资？走社？还是走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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