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即脱口而出。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中举前也是这样一个例子。
胡屠夫在范进中了秀才的时候前来祝贺，后来知道范进是因为年纪大，宗师施舍与他就变了脸色，对范进破口大骂。范进在中举前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差的，地位也很低下，这也是当时很多生员的真实状况。
所以也才会有他中举后的发疯。
《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虽然都是成书于清代，但与明晚期是比较相像的。清科举基本沿袭明制，而且因社会总体安定，社会上走科举道路的读书人数量很多，科举录取比例也很低。
“什么！范进是谁？”
面对李平的脱口而出，周文却疑惑了。他不可能读过连作者都还没出生的《儒林外史》，更不可能知道谁是范进。
“没什么，想起了一个原来听说过的生员，和你描述的状态差不多。你继续讲。”李平急忙掩饰道。
周文怪怪的看了看李平两眼，估计是习惯了，也没纠结，而是继续说道：“由于走科考这条路实在太过于艰难，再加上科考花费较大需得家中有足够余财供养才行，很多家境艰难的生员不得不早早弃巾，甚至很多家境殷实的也不愿再坚持下去。大量弃巾也就成了一件很普遍的事。”
“那不读书干什么？”李平好奇道。
作为后世人，李平对古代的读书人是有刻板印象的，也很难相像读书人不读书还能干什么，难道要务农和吃家里老本吗？
“经商，很多人都选择了经商。”周文的回答很平淡，也很见怪不怪。
“经商？”但李平却被惊讶到了。
古代读书人不是最看不起商贾之术吗？
但周文在这个问题上还真没撒谎。
明中晚期大量生员弃巾是非常独有的社会现象，同样读书人大量改当商人也是其特有现象。
明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其实是远远高于以往朝代的，至少没有规定商人之子不准出仕或者参加科举，明朝中后期的张四维、王崇古两位有名的阁老就一个出身于盐商世家，一个出身于大富商家庭。
《四库全书·念安文集》也记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正德人周宪，因母亲要养活四人，他与兄长同科考，花费较大，母亲一人无力承担，所以周宪就放弃科举去经商了。
当然，这也是明代商人集团对朝政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收税艰难。
不过，周文并没有理解李平的惊讶，他还以为是李平对这个“众所周知”和没有触及实质的答案不满意。
于是讪讪的接着说：“当然值此国朝多难之际，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不就有受到我和杨玉昆的影响而跑到我们这里来从军的吗！还有的就干脆跑到贼军那里去做官了。读过书的总会有不甘心。”
“我去！”李平禁不住骂出一句。
他这不仅是明白了一个问题，而是同时明白了两个问题，甚至另一个问题更大，更致命。
周文果然不是白给的。
对李自成的消息，李平是一直非常关注的，只是由于军事上的对峙，使得能传过来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而且真伪性也很难辨别。
但李平还是确定了李自成从汉阳退兵后回军襄阳并于三月份在襄阳建立了政权。同时，李自成还挖了显陵并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运回襄阳去搞建设。
这是确定要升级进入新时代的节奏无疑。
然后李自成还搞了一场大火拼，实现了一人独权，基本扫除了当土皇上的全部障碍。
也难怪他会止军于武昌。
人家有了更大的想法和愿望。
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进行宣扬，再加上李平距武昌不远，这一新政权有些大略情况尤其是民事上的情况也是比较确切的。
这一政权目前还不叫大顺。
还没有建国号，也没有改元，文移布告俱以干支纪年。
“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是李自成目前的最新称呼，比进攻襄阳前的“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高了一级。
襄阳被改称襄京。
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
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各政府置侍郎一人。
以喻上猷为吏政府侍郎，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杨永裕为礼政府侍郎，丘之陶为兵政府侍郎，邓岩忠为刑政府侍郎，姚锡胤为工政府侍郎。
侍郎之下有从事等官。
这里面最令人震惊的就是大明读书人这个群体在这一阶段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发生的显着改变，因为这将直接给农民军的结构与性质带来根本性变革。
之前，李自成搞的开科取士虽然带有强迫的性质，士子们并没有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由，否则就只能被屠杀或者削耳鼻。
但踊跃参加者也很多。
从前，伪官基本都是生员，并多为陕西洪洞人，甚至主要来自农民军起身的山陕。
但现在，各农民军占领区读书人包括举人开始大量主动投靠农民军，甚至很多已有功名之人也纷纷加入到农民军的执政体系，就比如襄阳六政府的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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