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代的法律，以习惯法为主，判决更遵从既往的案例。但到底是那个时期乃是蒙昧时期，所以这三代的法律，充满了神权思想。
秦代自不必说，中华帝国那么多王朝，在法律体系方面，最吊的那个。
两汉的法律体系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基本都是荀子思想的体现：‘隆礼重法，儒皮法骨。’即，仍然要用残酷的刑罚来统治老百姓，但是不要像秦法那么直白，要在外面包裹一层儒家的仁义道德。用汉宣帝的话来讲，就是‘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总体而言，两汉除了明文规定，犯罪了可以拿钱顶罪，或者用小弟弟抵罪以外，其他的条文，至少在公元前后那个时代，是相当合理的了。
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黄金期，中国那时候差点点就滑到种姓制度的深渊里去了。法律明确规定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还明确规定，官员犯了罪，可以先用官位抵罪，官位抵不完可以拿钱继续抵。抵罪完了因为家世还在，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后搞不好就又复起担任高官，然后可以继续潇洒的犯罪了......
隋唐时期的法律，是古代中国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全面的法律。但其中最为后人诟病的就是，划定社会不同阶层，然后每个阶层在法律面前各有各的权利和义务。
不过，站在朱由栋现在所在的皇帝位置看来，这所谓最大的诟病，却是隋唐统治者的良苦用心：这时候是世家大族垂死前的最后挣扎，其表现极为疯狂。为了切实的保护普通百姓，进一步限制世家大族，不如我皇室在法律上直接写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此一来，小民权利虽少，但却能得到保护。世家大族权利虽多，但超过法律范围就不行——这才是基于现实的精妙设定。
大怂就没啥好说的了，在法律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经济立法上。其他的就全是负面作用，皇帝可以随意的增删法律条文，随口定罪。而大臣们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引入了道德立法——中华帝国的法律至此走上了邪路。
元朝的法律充满了民族歧视与压迫，而且极为粗疏，没啥好说的。
至于大明嘛。哎，道德治国的邪路，大明陷得比大怂还要深啊。
总之，历朝历代的法律总结下来，虽然可取之处很多，但是致命的缺陷更多。
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一个循证医学的忠实拥趸。朱由栋喜欢规范，喜欢什么事情都有法可依，喜欢权利义务对等。所以，这逼着全国人民都去做伪君子的大明法律体系，他是早就想动手了。
不过，正如隋唐的皇帝们面对现实，只能是用公开的不平等保护小范围的平等一样。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绝对不是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
为此，他隐忍了近三十年。从他担任监国开始，更是通过报纸舆论，考古实物以及他自己的做事理念，继续潜移默化了十多年。最为关键的是，到了现在，大明启动工业革命已经超过了十年，真正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所以，也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敢真正的对大明的法律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
“皇上，诸位。”熊廷弼雄浑的男中音在会场响起：“《皇明宪章》草案本分为序言、总纲、皇帝权责、皇位传承、大明公民之权利义务、大明国家机构、大明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等六章。下面，由臣逐条朗读，请皇上和各位同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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