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宪兵队经过侦察，指控六个生活在天津英租界的中国人策划了针对日本人的暗杀。
迫于压力，英租界巡捕房将六人逮捕。随后，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米森安排将其中两人交给天津日本宪兵队，希望换得租界的平安。
日方起初保证不会虐待这些中国人，只对他们审讯五天，之后就把人还给英租界。
但日军宪兵队没有信守诺言，他们用严刑拷打，迫使嫌疑对象供出暗杀计划，还承认暗杀行动得到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支持。
随后，日本媒体公开了调查结果。这样一来，这起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了。
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听说日军宪兵队想把英国人也牵扯进中日战争后大为愤怒，他直接下令天津英租界，不准向日方移交任何抗日人士。
当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本打算大事化小，可是他的参谋长山下奉文却希望借机端掉欧美在天津境内的所有租界。
飞扬跋扈的山下奉文越过杉山元，直接上书日本陆军部，鼓吹利用此事，一举端掉天津英租界。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日本陆军部便直接向华北派遣军下达“大陆令”，如果英国拒绝交出剩余四名抗日人士，就派兵封锁天津英租界，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解决“英租界问题”。
随后，日军开始行动，对天津英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实施封锁，并在通往英租界的白河下游水域实行水上船舶许可证制度，禁止一切食物和燃料进入英租界。
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米森向日本驻天津领事田代重德提出抗议，并下令租界内的英军在租界竞马场道口架起机枪示威。
但日军开来坦克助阵，结果双方对峙数个小时后，英军无奈撤去。
之后，封锁租界的日军气焰更加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英国侨民接受近于脱衣裸*体的检查。
日本政府宣布，英租界已成为反日分子的基地，租界当局只有交出所有抗日人士，才能换取日军解除封锁。
然而，一名日军发言人却这样说道：“皇军已箭在弦上，事情已不是(英国)仅仅移交四名抗日人士那么简单了。”
日本陆军部借本国媒体之口，要求英国政府交出南京国民政府存在英国银行的所有黄金白银储备，英国在华租界禁止反日广播，取缔煽动反日情绪的中小学，并禁止英租界内流通中国法币。
日本陆军部的无理要求激怒了英国，英国各大媒体也加大了日军侮辱英国在华侨民的报道，尤其是一些反映日军虐待英国侨民的照片引起了公愤。
英国皇家海军元帅罗杰凯斯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等同于向英国宣战，他敦促伦敦向中国派出远征军。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他命令陆军部和海军部协商制订一份军事应急方案，以调集部队前往中国作战。
可是在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与日方达成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
协定签署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使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
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抗日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了一九四零年，日本女特务中岛成子又勾结土匪头子东耀华，绑架了英国工商会议所会长戴奥特，然后逃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英法两国和日本谈判，以开放租界为条件，要求日本方面“解救”戴奥特。
人质“成功获救”后，英法两国害怕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允许日本宪兵不分昼夜自由出入他们的租界捉拿抗日的中国人士，从而使抗日爱国人士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和基地。
也就是说，天津的英法租界几乎是名存实亡，完全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之下。
相比天津，上海的租界当局尽管在妥协，在让步，但好歹还没有到最后的底线，日本人还不能肆意妄为。
“我不参加什么行动，只是利用记者的便利，打探消息，并帮着重设一部联络电台。”曹怡馨感激沈宸的关心，便笑着宽慰：“我的报社可是美国人开的，我又没什么可疑之处，放心好了。”
沈宸知道这是在宽他的心，现在的日本人虽然没和英美撕破脸皮，但对英美也没太多的忌惮。至于什么证据把柄，更不是日本人抓人的依据。
但组织上既然给曹怡馨布置了任务，不管能不能完成，她就肯定得去。
“要不，我跟你去一趟天津？”沈宸若有所思地说道：“或许能保护你呢！”
曹怡馨感激地一笑，把手放在沈宸的手上，说道：“知道你关心我。可你要出了上海的话，日本人肯定会重点对付你。就算是化装，也保不准会被识破。这样的话，倒不如我独自前去，更能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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