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襄王看齐国对淮北地催的要紧，就决定履行自己的诺言，把那块国土划给齐国。心想，反正它也是吴越带过来的土地，多一块地、少一块地与楚国没有多大关系，给就给吧。
庄蹻听说新王要把淮北广阔的国土无偿割让给齐国，怒火中烧，亲赴郢都阻止大王的决定。
但顷襄王理由十足地道：“孤王在齐国临走时签了协议的，如果不签，孤王回不了楚国，要了孤王的命。签了，就要说话算数，不能叫孤王做个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啊。”
庄蹻看楚王割地意坚，无话可说，他一气之下，迅速回到东地，欲重当他的东地王。
靳尚见此，立刻暗里对顷襄王献计道：“还不快杀了庄蹻，否则，后患无穷。”
显然，顷襄王没有看懂庄蹻脸上的怒气，没有采纳靳尚的建议，说他要回东地，就让他回吧。并自我感觉很讲信誉地答应将淮北的大片领土划拨给齐国。
消息传开，像炸开锅的爆米花，有大臣冒着生命危险劝说大王收回承命。
但顷襄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地强令庄蹻就范。
年轻气盛的庄蹻作为拥有三十万东地兵的最高统帅，在东地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声令下，带领将士抵抗齐国的接管部队，生生将齐国军队拒之门外。
违反王令者，是杀头之罪啊。
庄蹻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在楚国的淮北（今安徽寿县）建立自治政府，做起了越王。
这可惹怒了楚国的某些大臣。靳尚立刻建议顷襄王出兵征讨叛臣，给齐国一个交待。
顷襄王气愤不过，但眼下楚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谨的挑战，做任何事，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顷襄王艰难地选择了对庄蹻的忍让。
但他并没有下决心暗里进取，有朝一日收拾庄蹻，而是自认为去过齐，当人质，吃过苦，被歧视，受过罪，无人比，连住牛棚的待遇都不如。
如今的熊横，当了大王，翻身得解放不说，还大权在握，对人对事都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想到此，他认为，以其把大量精力用在管庄蹻的事上，不如吃喝玩乐大赶本，把损失的青春年华、荣华富贵都捞回来。
他在大王位上肆意休闲享受不说，还大兴土木，在鄀（今湖北宜城）兴建“避暑山庄”。至此，楚国国力消耗的犹如瘦弱的骡马，只剩下一幅骨架。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北的秦国调整战略，从北、中、西三线展开对楚国的进攻。
二十年后，即顷襄王20年（公元前279年），楚国已经危机四伏，自身难保。屈原力劝顷襄王降下身段，招降远在淮北的楚国名将庄蹻。
顷襄王一听这馊主意，头都变大了。想想这个庄蹻，一个公开揭竿起义，分裂楚地，盘踞东地自治的叛臣。而今，孤王又要低三下四地请他出山，力挽狂澜，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杀你屈原，难解孤王心头之恨啊！
屈原虽看顷襄王还没解除对自己的杀身之祸，但仍然难于接受苟且偷生这个事实，于是又冒险对大王劝说道：“老臣理解大王的心情，但大王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他庄蹻虽然割地自治这么多年，但这东地毕竟是在楚王后裔手里，没有对大王形成丝毫威胁。相反，有庄蹻自治，齐王才得不到淮北，不怪大王，只怪他齐国没有这个本事。庄蹻治东地，即保住了楚国一半的领土，也使大王没有对齐失信。所以，这并不是大王背信弃义，而是齐国逼的我楚国四分五裂啊。所以，齐王再也没有脸提割地之事。由此，大王既省了齐国逼迫履约的烦恼，又可在国人面前昂首挺胸有面子。而庄蹻据地自治，隔断了齐国与楚国的地界联系，使楚东北变成无忧之地。这是坏事变好事啊。”
顷襄王歪着头道：“照屈爱卿的说法，庄蹻对楚国来说，反成了有功之臣了？”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屈原笑着说，“老臣只是想请大王对庄蹻之事有个全面考量，说明他是负气出走，是抗拒齐国才作了东地的主，坏了楚国的规矩。但这一事件在客观上讲，说出去明的不好听，但暗里却对楚国有利。齐国对此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今大王如主动召庄蹻回宫，与他和好并重用之，既得了人才，又恢复了楚国半壁江山，这有何不好啊？更何况，收庄蹻，即收得东地。他的三十万大军，只拿出十万来抗秦，就能收复西楚失地，并可继续往西挺进，为楚国的未来开疆拓土，获得战略纵深之地，这有什么不好呢？”
顷襄王听后，想想也是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听了屈原的话，派特使带着王令，封庄蹻为楚国“大司马”（即最高军政长官，与宰相无二。），召其回郢，共商国是。
庄蹻看到顷襄王令，浮想联翩。每当想到如今的楚王骄奢淫逸，不思国事，重用奸佞小人，喜欢做自欺欺人之事，不是个好主子。因此不为所动，回绝特使，一心固守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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