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这个人可不简单。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学习，同时晋升为步兵大尉。1916年从陆大毕业。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云南。1922年，板垣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析了中国问题。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在奉天，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了。上任伊始，他就伙同石原莞尔，前后三次组织关东军参谋进行“旅行“演习。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随员有加藤怜三工兵大尉、高桥茂寿庆大尉、菅野谦吾大尉、崛内一雄大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队。这次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战败，石原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当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就公然主张日本要“打破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其中“第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缘由。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附近)和奉天东飞行场(现名东塔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组织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行动。然而就在这时，消息走漏，传到了东京，内阁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于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阻他们操之过急，要他们“再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安抚“关东军。
建川美次实际上是支持侵占“满蒙“计划的，他表面上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其实，已经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急催他赶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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