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玺本想大声喝斥，一看家祖跟章子俊面带微笑，就像是在看戏一样看着，不惊不慌地，也就琢磨起来，姚玺也不是笨人，就是在这些事上反应慢了点，要回过味来需要时间。
等白吃白拿的人走远，章子俊唱一声诺道：“还好啊，学生多备了一份，对着姚惟善道，太老伯也尝一尝，大家也都尝尝，此果名为蛋糕。”
老年人都喜欢这种松软的甜食，引得大家在亭中欢娱起来，一边姚玺又吩咐佣人小泥炉烧水泡茶，随即说了些各地风土风情，其乐融融，尽兴而归。
此时的朝廷内部已经风起云涌了，表面上风光平静，暗地里已到了关键时刻，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关键人物孙太后。
孙太后是何许人？虽然明朝后宫不得干政，可继承皇位怎么说也是“家事”，土木堡之变后，朱祁玉临危受命当了皇帝，也是孙太后下的懿旨，而等到朱祁镇回归，就被打入南宫软禁起来后，孙太后也没表现出什么，自己的儿子做不成皇帝，还有孙子朱见深的太子，最终皇位还是自家一脉，不想二年后朱祁玉下令废太子，把自己的儿子奉为太子，此举彻底激怒了英宗母子，也导致了更多的大臣同情英宗父子。偏偏朱祁钰的儿子又早死。朱祁钰自己年纪轻轻又得重病，岂非天意乎？今人不信天意，古人还是很信的。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这时候，一旦有立新君之功，必然得到新帝厚报，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早在当初拥立景泰帝时，景泰帝就出来言谢，于谦答：我是为万民计，不是为您私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景泰帝已经与于谦意见不一。
这个时候，谁又能保证：于谦不会再次“为万民计”，干出什么事情来了？于谦对景泰帝的私人影响力，大为削弱了。更严重的是：这几乎是于谦唯一的私人影响力，于谦这个人，无党无私。
石亨，原本犯了军纪要被处理，是于谦爱惜其才，替他求情，并让他总理十营兵的。
在北京保卫战中，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得以世袭侯爵。
石亨为报答于谦，举荐于谦的儿子。相互提携，这就算是交了朋友，结了党了。即便于谦不接受结党，人家推荐你儿子，于私也是“善意”，婉言谢绝就是了。可是，于谦不但表示自己的儿子无功不能任职，还斥责石亨，说他身为总兵官，不举荐隐士，提拔将士，却推荐我儿子，失职！石亨由此忌恨于谦。
景泰帝得以走上帝位，于谦起了大作用，景泰帝执政期间，对于谦也基本上言听计从，大力任用。可是，在景泰帝病重时，他却变了。后来，他听到政变的声响时，第一反应是：难道是于谦？看来，在景泰帝眼中，于谦已经由最信任的重臣，变成最防范的对象了。相反，他病重期间，曾找到石亨，言辞恳切，大有倚重之意，这并不奇怪。
夺门之变非常顺利轻松，没有丝毫反对和反抗。说明朱祁钰早已失去支持。至于于谦作为朝中重臣，没有阻止朱祁钰废太子，也是一大失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朱祁钰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鞁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鞁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鞁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朱祁钰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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