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年后的第一个周末就是他们的婚期，现在他们就是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短短的十几天，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是期待，也是煎熬，恨不得马上就要到那个日子。
这个半个月，初云芳都住在她的出租房子里，他们班上的同学纷纷知道了他们要结婚的消息，一些比较要好的同学也都送来了贺礼。
那个时候贺礼，一个红包的基本行情是10元。有的则是送点实物礼品，主要是床上用品和日常家用品，一本辞海或几本相册也可以做为贺礼。
有的新娘送礼的亲友多，光是脚盆，面盆，热水瓶，糖缸等，就能满满的装上几个手拉车。
初云芳的要好的几个同学还是合伙送了一套完整的餐具。而刘玉石的发小精心挑选，送了一个大红台灯，蛮符合喜庆的氛围，没有花烛的新房，此灯一开，显得喜气满堂了。
还有就是喜糖，喜酒可以不邀请众人参加，但是喜糖则是该分到的必须分到。
这似乎是那年代结婚的实物告示，你漏了该分的亲友，人家见面后是理直气壮要讨的。
他们家的喜糖也是请邻居周伯伯在北京买来的，他熟悉家乡风情，办的很妥帖：品种为大白兔奶糖，双喜奶糖，花生牛轧，话梅糖及水果硬糖。一包10粒，各种品种各两粒，用专用塑料袋一装，在当时算是蛮有品位的了。
那时的喜酒，很难讲究到排场，很少有到酒店里操办的，多数是在家里弄几桌。
整个社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天下，不像现在的公关社会，“朋友”满天下了。所以除近系至亲，需要请的同学同事也不多，热闹一场就算喜宴了。
在酒店摆喜宴，一般60元起步，倘每桌100元则算很高档了。
由于娘家人的缺席，刘玉石一家咬牙在酒店就定了四桌，他们同学一桌，他们家所有的亲戚两桌，还有他们即将上班的单位领导，同事一桌！
刘玉石的父母心里也盘算过，儿媳妇一个人在这边，少了自己父母在婚礼上的祝福，也许是她一生都忘却不了的记忆。不能在这边还要委屈，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婚礼给他们办的圆满，为此他们还联系了当时刚兴起来的司仪。
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司仪就是帮你在婚礼上把热闹和情感串起来。严格的来说不能叫司仪，实际上也只是串串场的主持人。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以电视台、电台、亲朋好友中普通话说得好的能活跃气氛的人担当真正意义上的婚宴主持。
并且当时的司仪开始对婚俗文化了解还不透彻，但已经能控制婚宴进行的节奏，把持调动现场气氛。这活儿看似简单、轻松，其实并不容易。
婚礼一般进行40分钟，但主持人至少一周前就得用半天时间给新人策划，包括婚俗指导、摄像、摄影、化妆、婚服、车辆、鲜花、置景、乐队、婚宴等安排。
婚宴当天，主持人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
然后说到他们的新房，那时的结婚哪来现在意义上的新房哟。
有个资料可以说明问题：据1980年统计，城镇每人居住面积仅为3.9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减少0.6平方米。
以当时呼和浩特为例子：80年代城区的人口要比解放初翻了几翻，但城里几乎看不到新建的房子。一些老的过道，堂前，天井都搭建了小屋，密密实实的住上十几户，几十户人家司空见惯。极大多数新婚人家，都只能在老屋隔一个空间，就算是新房了。
所以他们的新房就是把刘玉石以前住的房子重新做的布置，旧式老屋的坡顶，黑乎乎，油腻腻的很煞风景。
只能按当年流行的模式，用白纸糊个顶棚，也即上世纪80年代的“吊顶”。
这吊顶也是个难活儿，按屋檐边的高度，用铁丝绷成蜘蛛网般的骨架，然后上面用厚厚的纸板，下面用白纸糊上两层。
当时刘玉石的两位好友帮着为之出力，刘玉石钻到铁丝网上面铺纸板，他们两人在铁丝网下面糊白纸。蓬头垢面，腰酸背疼了几天，一个纸糊的顶棚搞好了，还糊得有棱有角，整间屋焕然一新，变得很靓丽了！
然后就是结婚的礼服。一对新人，男的，似乎得有一件（不用一套的）全毛华达呢的中山装才够份（80年代中够期才流行西装）。女的则需有一件呢大衣做标配，因结婚时气候原因穿不穿是另一回事。
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现成呢制服的，连像样的呢料也很难买到。
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结婚那天新郎新娘总是衣冠周正的。
当时刘玉石初云芳买的价格是60元，相当于一个半月的工资。也是通过熟人在北京买来的！
老两口这些天也没有空下来，儿子结婚，建新家了，总还得有躺得下，坐得住的家具，那时有个说法叫“36条腿”，即大衣柜，五斗柜，床，写字台，饰品柜和四把凳子。太多了也没地方安放，条件好点的，则可多几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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