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钱凯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现在不敢再骂王安石了，于是将怒火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孙昌龄与王安石关系不错，钱凯即将外出之时，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孙昌龄骂道：“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
说着上马走了。
孙昌龄也没有长脑子，钱凯一激，于是上书说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
王安石气得无语，也将孙昌龄贬到蕲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个大臣，能安静了吧。
然而王安石内部开始窝里反了。小苏上书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故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终是法术不正。
这里王安石终于出现失误。
实际可以坐下来慢慢交流的，只要将朝廷财政困难说出来，并且再说一下，它是临时之策。也许小苏会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与小苏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为临时之策，而是想成为长久之策。
所以小苏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节流为主，就是节省支出，若是真正的开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样也会欢迎。
然而这条理由到了赵顼哪里，赵顼不认同。
什么法术不正，只要将财政充盈起来。管它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大苏又上书，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苏东坡似乎在说蠢话，发运司将货物购买上来。当然要卖了，这一卖当然与商人争利了。
然而苏东坡后面的话没敢说出来。
这一争利就坏菜了。
王安石想法是不错。这是一个大问题，均输法似乎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关健发运司与三司弊到这种地步。京城如何保持繁华的？商人。
发运司与三司很笨拙，但商人不笨拙啊。然而现在国家开了一个特大的买办公司，这些商人怎么办？
商人就算了，关健这些商人的背后站着谁啊？就象朱欢与王巨的岳父等人背后是谁，高家，马上有了赵念奴，还有王巨。只是朱李他们那个钱赚得光彩，用得光彩。
但性质一样的，没有后台的商人早就淘汰了，就象后世的扫色一样，扫来扫去，舞照跳，马照跑，那么扫的是谁？没后台的人。真正有台后的人能扫得掉吗？
况且是宋朝这种落后的商业经济，能做这种长途生意的，若是没有后台，仅是路路商税，就整垮掉了。
所以新法一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了。当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沾了腥气，有的看到真相了，认为不能执行而反对，有的纯粹智慧不及，做了人家的枪头使唤。比如吕诲，因为不及司马光智慧，所以被司马光当了一辈子好枪头。也就是智者驭人，愚者被人驭。但智者遇到更智的人，同样也被人驭。同理，还有吕公著与范纯仁，同样被司马光驭了大半辈子……
不仅这些大臣，这一动，高家与曹家同样受到影响，他们在两个太后面前嘀咕，两个太后同样也急了。
因此苏东坡认为这条变法不可行。
不可行的变法，何必执行之，执行不了，反而让天下骚动，不如不执行了。当然大苏同样不那么光明，至少在去黄州之前，没那么光明……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出，大苏才开始升华。大江不出来，他也就那么一回事。
要命的是范二公子出来了，他现在担任着陕西转运副使，进京述职，赵顼便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赵顼愕然道：“卿之才，朕所倚信，为何皆言粗？”
毕竟范纯仁的德操那也是没话说的，甚至吃一块肉，都能让人感到惊奇。
范纯仁答道：“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了。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实际意思就是很多不合格，但没关系，有那么一点做做样子就行了。不要什么城郭甲兵精良，粮储完备，那样边臣又想发起战争，对国家不好。
这个理儿……没法说了。
然后范纯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人家玩得是高雅，这个反对得多含蓄啦。
所以王巨说吕韩范，范纯仁那怕他一生不吃肉，也不是范仲淹了，他同样是这个利益圈的享受者。只能说他稍稍理智一点，小苏是温和的变法派，范二公子是不过份的保守派。以保守为主，但不排斥做一些调节，也就是吕夷简碎步式的改革，务必求国家安静，那可能吗？特别是这时候的宋朝。
因此司马光统统打倒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了。
但司马光仍没有正式发力，他正等着。别急，后面还有，有的是发力的机会……
青苗法。
就在这种情况下，郑白渠竣工。
看着最后一道堰坝渐渐合拢，王巨无比后悔地想：我干嘛那么急，最好拖上一年哪。这时候进京岂不是最苦逼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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