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超驰骋在启封城北面的田野里，他手中骑矛竖立，但矛尖上飘荡的不是燕尾旗，而是一件女子的褥衣，北风猎猎，鲜红的褥衣也是猎猎。疾驰中，他站起身对着那些正在登舟的秦军士卒大喊，然而北风将他大喊时喷出去的口水沫子又倒吹回来，糊了他一脸。
他的声音也被北风给刮了回来，舟楫上的秦卒没有人听到他的喊叫。随着舟吏的命令，停靠在栈桥上的舟楫依次起航，划向牧泽的深处。气愤的项超继续北驰，最后顺着长长的栈桥一直奔到栈桥最北端，坐骑见前方无路一片水泽，一边啸鸣一边人立而起。
马的啸鸣比人的呼喊传的更远，这时候舟楫上的秦军士卒才看到栈桥上这位疾追而来的楚军骑士，看完又毫无表情的回头，根本没在意骑士手中骑矛挂的是一件女子褥衣。
“兄长，此秦人惧我，不敢与我战也。”项超气急败坏，最后直接把手中的骑矛掷入大泽，弟弟项梁少不更事，看见秦军全军撤退很是高兴，根本不知道兄长在气愤什么。
“你……”项超宝剑抽了出来，指到半途想到这是自己的亲弟弟，心中一发恨，宝剑猛掷在栈桥上，剑锋入木半尺，颤动不已。项梁这才有些诧异的看着自己的兄长，感觉得他的气愤不仅仅是秦人退走这么简单，也不仅仅因为父仇，必然还有其他原因。
楚人易怒，不单是因为不容冒犯，性情很多时候也很急切。从夺回旧郢开始，战事已持续四年，今年则进入第五年。四年战争死伤十数万士卒，也耗尽了各氏各县的钱财。此前还有国债，去年第二次大泽之战后，连国债都没有了。如今市面上没什么不涨价，什么都在涨价，一石粟卖四、五百楚钱并不稀罕。
项超继承父亲的爵位，自然而然成了项氏的族长，开始当家。他的帐幕里除了谋士、亲卫，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司会。每个月收入如何，每个月支出如何，司会都会向他详细汇报。
四年战争下来，拥有三个师包括三个骑兵师的项氏已经破产，但比项氏破产更严重的是，项师中有很多士卒也破产，不少士卒请求回家，最少农忙时要回家。不管是胜还是败，项超都希望早一些与秦军决战，偏偏王翦就这么撤军了。
“啊！啊——！”想到现实，项超又忍不住在栈桥上怒吼。比他追击秦人早一步，王翦撤军的消息传到了刚刚登岸的楚军幕府。听闻王翦撤军的消息，谋士们一点也不意外，倒是熊荆与鄂乐、邓遂、妫景、若敖独行、邳师之将彭丘、淮南师率州若这些将率，心里明明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可还是免不了失望。他们和项超的差别，只在于没有像项超那样疯狂去追王翦。
“如此……”鄂乐开了话头，“我军进否？”
“启封以北皆大泽，我军如何进之？”庄无地道，他对眼下的局势非常了解。
“秦人是以天下之力而攻我。”鄂师司马鄂曹说道，他也知道秦人想要干什么。
“此非攻我也。”唐师司马斗常纠正。“此乃疲我。幸甚我楚国有东洲之谷，一年两收，不然……”
斗常感叹楚国有粮，心中不慌。他不提粮食还好，提了熊荆心中更愁。蜀地丢了，每年三千万石积粟没有了。汉中、商於、方城，这些地方也都丢了，如今楚国剩下的产粟之地，只有东地和旧郢，这两处正常年份加起来还有一亿一千万、一亿两千万石左右的收成。种东洲之谷，收成虽然不能真翻倍，一年粮秣产量正常年份也接近两亿石。
当然，这是正常年份，战争时期壮劳力有限，田野只有妇孺耕种，能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三分之二已很让人惊喜了。再就是东洲之谷耐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存放三个月后，东洲之谷就要发芽腐烂，以至后面只能教导庶民蒸熟后晒干保存。
全国一年到底能收多少粮食，连莠尹也说不清；各县各邑靠晒干能积存多少东洲之谷，县公邑尹同样也说不清。反正粟价去年冬天已破四百，东洲之谷破一百——这东西水多，不压饿，穷苦人家用粟换谷，吃的钱可以节省剩不少。
收成与储存是一回事，怎么将粮食从庶民手里收上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可通过税赋实物征收，可通过（出售国债所获的）金钱购买，可通过劳役变相征收……，这些都是办法。只是这些办法越来越没有效果。
税赋有的县邑据说已征到四成，仍不能满足军用所需；天下将倾，有钱人造舟避迁于海，买国债的人寥寥无几。且即便县邑手中有钱，粟价暴涨下，钱又能买多少粟米？至于劳役，乡里本就没有多少劳力，又怎么征发劳役？
横征暴敛、刮骨吸髓，这也不是贵族、誉士能够干得出来的，他们没这能耐。像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这种事之所以能够得到记载并传诸后世，恰恰说明周宣王没有像割草机一样将天下全部割一遍，他仅仅料民于太原一地，非全天下。后来秦国、三晋全国性的料民就不再被视为暴政了，庶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料反而惦记，主动等着官吏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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