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两个所住的那间房子里面，大概住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臭老九”，叫个什么来着，我父亲跟我说过好几遍，我总是记不住，好像叫个张肃，过去是我们市里一所高校的副校长，知识分子臭老九，也给弄这里了。
这个臭老九不但有学问，还懂乐理、识简谱，当时那时候流行吹口琴、拉手风琴。这小老头儿带眼儿的就能吹响，带弦儿的就能拉响。
小老头儿给下放到这里以后，随声带着几样乐器，口琴、横笛，还有他最钟爱的是二胡。老头儿最喜欢吃过晚饭，跑山梁上拉瞎子阿炳要饭时拉的《二泉映月》，略带萧瑟的二胡弦音从山梁上传下来，回荡在夜幕的山谷里，听上去分外悲壮凄凉，就好像这位落魄的老校长在对大山倾述着啥。
听了几次二胡，我父亲跟王思河又喜欢上了音乐，跑去找老头儿求教，老头儿本来就是个大公无私的“园丁”，见我父亲两个求学若渴，当即倾囊相授。老头儿临走时，还把自己心爱的二胡跟一本弦谱送给了我父亲。
打铁，拉二胡，一转眼，我父亲在玫瑰泉已经呆了一年。
1968年，红卫兵闹剧愈演愈烈，尾大难掉，各地出现夺权现象，也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造反”，有推翻政府的势头，这个，可能是被人暗中指使和利用了。这时候中央有了危机感，必要把这些年青人安置下来，要不然将来会更难控住。当即下达文件，让学生返回学校、工人返回工厂，但是收效果甚微。年底，授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章一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曾经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了。就像洪水，这算是给他们分流了。
1969年，刚刚过了年，一大批知青来到了我们这里，据我父亲说，光我们村子就有几十个，哪儿的人都有。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上边给他们分配过来一批为数可观的口粮，我们村生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村长，很有头脑，拿着这些口粮没给这些知青，倒手给他们盖了座“知青楼”，两层高的楼房，还是砖房，在那时候，这楼相当不错了。说我们这个村长有头脑，因为后来这些知青走了以后，这楼留在了我们村子里，啥都能带走，楼他们带不走。后来给村干部做了办公楼，一直沿用到现在。（前年，也就是2013年，也或者是2012年，因为什么“新农村规划”啥的，这座楼房被迫拆了一大半儿，不过每次看到它，总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这时候……我咋觉得我好像在里面住过似的，也好像跟过去住在里面的人有啥关系似的，咋这么奇怪呢，等把这章写完了，我问问我妈去。）
我们村总共下放了三批知青，这批知青下放过来以后，其中有一个漂亮女生，十岁的样子，进村就打听，贾富乾家住哪儿。
我父亲这时候，正跟着他师傅和王思河，三个人热火朝天打铁呢。
说来也奇怪，这玫瑰泉都挖了一年多了，泉眼也挖开了，但是从里面流出的水还是那么大，你挖的再深，它也不会像喷泉似的往外喷。
上边的领导呢，就一句话，挖，接着挖。
这时候，我父亲早就不用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了，二十四小时呆在这里。那时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没啥娱乐项目，城里有玩矿石收音机的，不过，这奢侈品可不是山里年轻人能玩儿的。每天晚上，我父亲两个就拿上小老头儿的二胡笛子跑到山梁上，胡笛合奏，又吹又拉，置身大山，乐不思蜀。
冬天过去，春天就来了，这时候距离知青下乡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有这么一天下午，王思河突然跟我父亲说，泉眼那里又来了几个新人，听说是些下放学生，现在咱村里有好多下放学生。
我父亲听了也没在意，这跟他有啥关系，继续干他的活儿。晚上，到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王思河给我父亲指了指，“那几个就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下放学生。”
我父亲扭头朝王思河所指的方向看了看，几个人已经打过饭离开了，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总共七个人，四男三女，除了衣服比这里的人穿的好点儿，也没啥。
吃过饭，我父亲两个人照例爬到山梁上拉二胡，就在两个人迎着和煦的晚风，吹拉弹唱，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儿气急败坏的声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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