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爷带着全家迁移的这个小山村，直到我现在，还在这个村子里住着，村子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将来写到我自己那些经历的时候，会牵扯到我们村以及我们村附近的很多人，我经历里要写的，都是他们鲜为人知的，其中不乏会出现违背道德良心、甚至触犯法律的人和事，即便写，我将来也会给他们用上匿名，目的，在还原真相的同时不给自己惹麻烦。
言归正传。我们家和王草鱼家，两家人很快在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里定居下来。这里的村民，有着和山里人一样的憨厚与淳朴，人都挺好，村子也不大，十几户人家儿。
村子背北朝南，背后是山，当地人叫它凤凰山，据说在很久的古时候落过凤凰，山上有野草和野果树；东边是条日夜畅流的小溪，溪水清澈，驻足溪旁，偶尔能见到小鱼小虾惊鸿一现；西边也是山，是座土山，不算高，目测也就是一百来米，呈平顶圆锥形，山上野生动植物繁多，小时候父亲还带我到山上抓过蝎子；南边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地，杂草树木横生。
整个小村子，远离平原地带的俗尘与喧嚣，显得既宁静又安详。
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水泛滥改道，直接吞没日军土肥原部万余精锐，有效阻止了日军西进的步伐，同时，使得驻守黄河南岸的中队得以喘息之机，凭借新河道，在黄河以西驻起一道新的军事天堑，导致日军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与战略物资的运输。
战后据军事学家分析，这场人为水患，使得日军侵占中原地区的步伐延迟了六年，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蒋介石“以水代兵”的做法，是对是错，孰轻孰重，只待后人来评价，只待历史来沉淀……
公元1941年，我奶奶二十三岁，我太爷七十四岁，我太奶五十二岁，我爷爷三十四岁。
经过三年的辛勤劳作，我太爷全家终于在山脚下这个小村落安定下来。我太爷家出钱出物，王草鱼家出人出力，在村南荒草地里刀耕火种，开垦出四十多亩良田，两家人对半平分，每家二十几亩。
随着中原战事愈渐激烈，很多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跑来这里定居，村子逐渐壮大。我太爷家里因为没有男劳力，我太爷年纪大了，我爷爷腿脚有毛病，我奶奶就把我们家的这二十几亩地全租给了新来的那些人。不过，我奶奶怎么也没料到，自那一刻起，我们家便成了后来被穷人唾弃、被文人笔诛、被戏子丑化的——地主！
公元1941年夏，河南大部出现旱情，我们家所在的这个村子也不例外，地里收成减半，不过家里还有余粮，省吃俭用还算过得去。
公元1942年春，冬季刚刚过完，很多老百姓家里出现了青黄不接，很多人到地里挖野菜。春末夏初，村子里出现灾情，地里能吃的野草吃完了，老百姓开始挖草根、剥树皮，这时候，我奶奶家里还好些，还有些粮食，不过，为了能让粮食吃的长久一些，我奶奶也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挖草根、剥树皮。
草根洗洗配合少量粗粮放锅里滚汤喝，树皮剥下来用石臼捣成粉蒸熟了捧着吃。树皮里榆树皮最好，槐树皮次之，杨树皮发苦，椿树皮更苦，不过，肚子饿急了就不管它苦不苦了。
公元1942夏，再次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加上国民政府苛捐重赋、横征暴敛，河南全境爆发大饥荒。
这时候，草根树皮，能吃的全吃光了，满城饥民、赤地千里，有些地方把庙里的泥胎菩萨拖出来砸碎了，用水冲着喝，俗称“菩萨土”，吃到肚里拉不出来，活活胀死。
就在这一时期，饥民开始大量死亡，有些则西出潼关、北闯关东，路上饿死、病死、冻死、踩压至死，不计其数。
这时候，我奶奶家里细粮也没了，不过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困难，村子后面就是大山，山里的野山菜、野果树、小动物，成了附近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天然宝藏。
我太爷当时虽然已经七十五岁，身子骨却算硬朗，经常背着土铳和村里的年轻人进山打猎。我奶奶则和村里的妇女上山挖野山菜，日子虽苦，却还不至于饿着。
公元1942年秋，河南大部分地区遭遇蝗灾，国民政府不但不管不顾，还封锁消息，河南全境饿殍遍地，局部地区出现了吃死人肉的现象。
这时候，大山近处的野草野菜全部被挖光了，动物也几乎灭绝了踪迹。我奶奶他们全村人，不得不沿着溪流进入大山腹地寻找食物。
大山腹地，人气少、阴气重，加上战乱饥荒，孤魂野鬼、邪狐妖魅，一到晚上，怪嚎连连、憧影遍野，即便像我太爷和我奶奶这种身怀驱邪驱鬼术的人，天一擦黑儿，也不敢在山里多呆。
用我太爷的原话说，时局乱，邪魅生，非人力所能御为之。
公元1942年冬，骤降冰雹，饿死冻死者无数，局部地区出现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亲生孩子和别人换来吃，吃完孩子吃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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