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出现了七个国家和皇帝，对全国战局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广东战场，李定国立马感受到了不一样。广东的绿营兵，在改制为南粤兵之后，战斗意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人开始和李定国的军卒拼命，与此同时他们的火器也加强了不少。一时半会，李定国还真拿这些人没办法了。
出现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是尚可喜和属下的心态变了。以前是给人打工，现在是守自己的家业，心态能一样吗？
东南战场同样发生了重大变故，郑大木的老爹回福建了。他的出现，让大木同学很尴尬，不管怎么说，那是自家的老爹，而且这人还是东南水域的大龙头。凭着人家的号召力，大木就是想架空老爹也很难做到。
南京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只能先回福建把家里的事处理清楚再说。
不得不说这个撤军至关重要，不然所谓的吴皇孙可望，是绝对没法守住南京城的。
与其它满清放出来的军阀相比，孙可望是势力最单薄的。他基本上没自己的根基，而在南直隶又人生地不熟。骤然成了吴国皇帝，全靠满清临时给的那些绿营兵，能守住南京城才怪，万幸敌军主动撤离了。
与孙可望同病相怜的是楚皇左梦庚，他虽然不像老孙那样几乎是光杆司令，但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当年投清的时候，部下就已经分崩离析。这几年他身边就没啥人，过的日子和被软禁差不多。突然成了皇帝，这身份还真令人难以适应。
进攻江西的夔东人马和西营，可没有郑大木那样有家务事要处理。种种迹象来看，左梦庚这大楚皇帝，像是坐不了几天的样子。
话说回来左家和进攻江西的这两路人马算是世交，当年左梦庚的老爹左良玉，就是靠着剿灭农民军发的家，这些恩怨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末史。
左良玉被洪承畴编的国难本纪上形容为国虫，李振新在按语中更是称他为人渣中的人渣，垃圾中的垃圾。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古今历史，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只干祸国殃民之事的军阀。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人的意料，左梦庚居然抗住了这一波进攻，在江西立住了脚。能够创造这种奇迹，并不是左梦庚有多厉害，而是在明军营中出现了疫病，战事不得不停止。
“别山、唐通和祖大寿两人的来信该如何回复？”
“弃之不理、虽然咱们一时半会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可也不能给人议和的口实。”
“那就按维持现状来处理吧，沉下心来经营内部才是正事。”
张同敞现在也不着急中兴社稷了，因为他发现就是想中兴天下也无从下手。如今天下几乎全是敌人，但又全是朋友。
比如满清新封的七个皇帝，他们转过脸来，就向永历帝服软，说可以自取皇帝的封号，只要大明皇帝封他们为王就行。看他们的样子，只要当个实权的军阀，就能接受。
在武昌的永历等人，对这些新冒出来的皇帝，是又恨又爱。恨的原因就不用说了，但为何会爱哪？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证明大明最大的敌人满清已经不成威胁了。起码明清两国，脱离了直接接触，两国之间有了很大的缓冲区。
“辅台、这些叛贼上的奏疏，朕该如何回复，朝堂上有无章程？”
“陛下、内阁的建议是，分而治之，远交近攻，区别对待。”
“详细说说！”
“近在咫尺的左贼，吾建议让蜀国公、皖国公等人尽快发兵平之。福建的郑氏，其子与国有功，当善加笼络，封其为靖南王，让其尽快带着闽国公光复南京，将功赎罪。其余像尚可喜等人可以优抚一二，等国朝稳住了形势，再缓缓图之。”
“善！辅台、北方的情势该如何处置？”
“笼络祖、唐二人，让其牵制住长安的那位，等朝廷将南方之事理顺之后再图之。”
“祖、唐二人能否牵制住那人？”
“祖家在辽东是累世将门，其实力不容小觑，满清让其镇守燕地，也是为了牵制长安的秦军，防止他们北上。至于唐通，其在宣化等地的故旧基本都带到了山东，只要其铁心守山东，应该问题不大。”
“此二人，会铁心与那人作对吗？”
“会的、他们现在可不是为陛下效死，也不是为鞑子出力，他们是在为自己守土。”
“就让这些贼子互相折腾吧，辅台朝廷这边扩建禁军的事要抓紧，外臣终究是靠不住的，只有京营强大了，咱们才能从容对付这些军头。”
在皇帝和文臣眼里，只要是军阀那就是敌人。拉一派打一派，只是无奈之举，若是真有实力，他们会好不犹豫的将所有军阀都消灭。
建立直属与自己的队伍，以前永历等人是没机会，也没条件。到了武昌之后，条件似乎成熟了。眼下归朝廷直隶的地域有两府，这两个府还都是大府，治下的百姓接近百万。百万人口养个四五万兵，还是没问题的。
朝廷虽然日子不好过，可人家毕竟是朝廷，进钱的渠道就比一般的地方军阀多一些。光李振新这边，加上皇家油田的收入，每年就要给朝廷上交三十万两左右的银子。其它各部零零总总也要交不少钱，再加上武汉、重庆两府的税收，一年下来朝廷的收入接近一百万了。
一百万，对一个小朝廷来说，还真不少。起码维持正常的运转，再养一支小军队还是可行的。
“陛下、练军的军费还有些缺口！眼下咱们只能养起两万兵卒，再扩编一个师，就有些困难了。”
“可不可以给百姓们加一成税？让大家支持一下朝廷，等咱们平定了天下，就给百姓们免税！”
“陛下、万万不可，加税是祸国之道，不可行之。”
“长安的李邦德，其治下赋税比朝廷重多了，可为何不见百姓反对？”
这能一样吗？人家李邦德收的税主要是商税，而朝廷这边收的主要是农税，吴贞毓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同时也知道，朝廷学李邦德收商税，是学不来的。收工商税的技术含量，比农税强多了。当然这些问题，无法给皇帝说清楚，他根本不理解这里边的弯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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