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六个选择中，第一与第二两条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青海新疆都比关中更加贫乏，而且语言不通也是很大的困难；第四、第五、第六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无论是汉中还是四川都远比陕西富庶，而且当地明军的力量要远比陕西弱小。但在刘成看来，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三种，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因为第四、五、六都至少要通过数百里的险要山路，很容易遭到敌军的伏击而全军覆没。而分隔山西与陕西之间的只有一条黄河，即使没有舟船，也不难用羊皮筏、木排等简易渡河器械渡过河去，在冬季封冻之时就更简单了。
刘成选择占据朝邑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对于他来说，相比起原先的鄜州来说，这里是一个更加出色的基地。作为一个穿越者，刘成来到这个时代以来所做的所有事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弄到钱给手下的军队发饷。很多现代人认为在明末只要弄到足够的粮食就够了，因为在汉唐乃至明朝的中前期都是用粮食和布匹给士兵发饷的，当然明末也不是没有人这么想，比如当崇祯元年冬天锦州军队哗变要求发饷的时候，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周延儒就说山海关那边不缺粮食，只是缺银子，为何不用粮食发饷？分明是武官煽动士兵闹事要挟上司罢了，有很多现代人认为周延儒说的有理，武将们为了更方便克扣军饷而喜欢白银而非粮食。但那些人却忘记了一个问题，人除了吃饭以外还要穿衣、吃茶等等其他方面的消费，这些是没法用粮食的，汉唐之所以可以用粮食给士兵发饷，那是因为粮食在当时就是国家承认的货币。国家接受老百姓用粮食缴纳赋税，即使暂时用不着粮食的人也愿意接受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但明末就不同了，国家是接受白银而非粮食作为赋税。因此除了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说围城之中)，白银比粮食在市场上要更受欢迎。也更容易换到所需要的货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德川幕府刚刚建立的时候，采用的是石髙制，即用大米作为货币单位，武士们也是用白米来发放薪水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币逐渐代替白米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无形之中武士们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低下了，因为他们必须以低价出售粮食换取货币来购买说需要的商品。很快社会中的财富就集聚到了商人手中。明朝的士兵虽然不懂得经济学，但他们也知道用白银而非粮食来支付薪饷对自己更有利。
那么如何才能得到稳定的财源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收人头税和财产税，刘成在鄜州与宜川所干的事情就是。但这两种办法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极为拉仇恨，尤其是后者，与抢劫也就是一线之隔，而且按照明朝的政治制度，武官是没有权力插手民政的，更不要说直接征收人头税或者财产税了。刘成敢于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当时陕西特殊的形势罢了，而且在政治上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说刘成现在手头上只有一营之兵还好说，随着军队的扩大，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饷源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收流通税。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拦路设卡收费，这个法子比前者要好一些，毕竟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这税收不到他们头上，而且税收成本也低，用不着灭掉几家豪强杀鸡给猴看，只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派一小队的士卒几个书吏即可，往来的商人也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税款，实在不行也能用货物抵税。不会收来一堆鸡零狗碎的玩意还不好变现。无疑，控制着蒲津渡口的朝邑比鄜州能收到更多的税金。
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刘成的基业主要包括两块：与塞外蒙古的长途贸易和以水力为动力源的纺织、锻造、军工。对于前者来说，最大的成本是沿途的关卡赋税和人员、牲畜与时间成本。而对于后者来说，稳定充沛的水源则是盈利的保障。而相比起鄜州，朝邑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与蒙古的商队可在河套地区改走水路，沿黄河而下，运抵朝邑，即无需担心沿途关卡，又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在水力资源方面，地处黄河岸边的朝邑也远远胜过鄜州；最后，无论是纺织还是军工，都需要输入大笔原料，输出大量产品，地处秦晋交通咽喉，又可以通过黄河将产品输出到中原地区的朝邑，其地理位置更绝非鄜州可以比拟的。
但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刘成面前，无论是设卡收税、购买土地、为水力机械修建堤坝，都必须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很难想象，刘成在鄜州与宜川的成功能够脱离吕伯奇与曲端两人的合作，但吕伯奇与曲端两人一个懦弱，另外一个贪婪，性格上都有可以利用的弱点，加之机缘巧合，刘成才能促成其事，但现在同州与朝邑的地方官员就没那么好对付了，想到这里，刘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大人，外间有人求见！“门外传来了杜固的通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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