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一下众人，见无人反驳，南易就继续说道：“所以啊，私底下分配利益的时候，该争就争，分好了，大家都能接受，那海马就是一个整体，在外人面前，大家一起装，团结协作，互相捧着，把脸面都支棱起来。”
“南霸天，你这话不好听，把我们脸上的伪装都扒了，可这话也实在，我认识的人里就数你会搂钱，我也不装，搞海马创作工作室就是想多挣点，需要你加入进来帮大家一把。
你说分成，没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就按你说的，大家争出一个都能接受的结果出来，知道你没闲工夫掺和我们的事，那你就把宫……”
“嗯嗯……”
南易出声阻止王蒴把宫雪的名字说出来。
王蒴咽了咽唾沫，“算了，不说了，你反正知道我说的是谁，我看当初拍广告的时候，她协调的挺好的，就让她参与进来。”
王蒴不提宫雪，南易也会提，望北传媒成立快四年了，可除了给自己拍了几个广告，横扫了一遍地方台垃圾广告时间，贴钱做影视植入广告之外，根本没开展什么业务。
就连那几个广告，走账的时候都得挂羊头卖狗肉，根本不是走的广告项目的账。
虽说79年的时候，沪海广告公司的科长丁允明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广告正名》的文章。
他认为，“广告并非摆噱头、吹牛皮的资本主义生意经”，这篇短短千字的小文章，就为媒体吹响了恢复广告的号角。
同年，喉舌报也发表了《沪海恢复商品广告业务》和《漫谈外国广告》、《一条广告的启示》、《一张广告救了一个厂》四篇文章，多维度对广告行业的开放发声。
看似广告业复苏了，可其实广告经营权一直没有对私营企业放开，过去几年相继成立的广告公司都是某某省广告公司、某某市广告公司，一看抬头就知道不可能是私企。
私企也有，不过还是走挂靠的路子，不然就和望北传媒一样，以外资身份进行合资，然后进入到内地成立合资企业，这样的企业他们的客户同样是合资企业。
广告业的春天没来，望北传媒自然动腾不得，只能继续给兄弟单位提供一点服务，勉强挣俩吃饭钱，想对外开展业务压根没门，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固若金汤，甭想突进去。
在电视台、报纸上打个广告还行，想在繁华地段弄个海报，望北传媒绝对搞不定，还是得从省、市抬头的广告公司走一遍。
广告没什么发展机会，影视业更没有机会。
从1958年华囯电视剧正式诞生到1986年，华囯的广播电视业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行业，由国有、高度行政化的广告电视部门完全垄断运作，不仅不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介入，就连其他国有部门都不允许涉足，尤其是播出机构的市场准入更为严格。
1986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暂行规定》，要求从1986年6月1日以后，制作单位向朝廷台和地方电视台提供出售、交换、赠送电视剧必须持有制作许可证，否则，朝廷台和地方电视台不得接收和播出。
这一规定基本就把民营公司排斥在制作市场之外，根本没有空子可以钻。
国家之所以这么规定，这是因为当下的电视剧几乎没有娱乐和经济属性，它只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服务。
之前，南易介入到《红楼梦》，纯粹可以说是赞助然后换一个鸣谢单位，只不过鸡贼的南易让文昌服饰对演员个人也赞助了一把，漂亮的服饰以及有荤有素的丰富伙食，通过这些博取到演员们的好感，很巧妙的把服饰广告植入到拍摄花絮里面。
包括之后望北传媒介入到《西游记》的投资，其实就是花钱买了《西游记》的海外版权，既不参与创作，也不参与发行，对朝廷台而言，望北传媒仅仅是一个购买版权的客户。
更早之前，文昌服饰在电影里植入广告也是一样，同样对电影的创作和发行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可以站在同一平台高度上对话的单位，最多算是一个会钻营，通过“腐蚀”电影厂相关人士牟取利益的坏群众。
南易一手炮制的《疯娘》，看似从剧本到拍摄都有望北传媒的身影在里面出没，可这部片子实际上属于京影厂，望北传媒出钱、出力，但是最终影片本身获得的利益却和望北传媒无关。
也就是排除掉广告效应不谈，望北传媒是既赔钱，吆喝也没赚回来。
严格意义上来说，望北传媒的“传媒”二字纯属于无稽之谈，它实际上就是靠着人脉在投机倒把的倒爷皮包公司，也可以把它归类到文昌服饰的供销科、亚清公司的供销科旗下，它的内核就是在给商品搞促销。
或者也可以把望北传媒归类到金融财务公司，毕竟它也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投资，只不过投资的回报既取决于票房，又仿佛和票房多少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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