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这个人物总体上是可爱的，他本心并不坏，精神品格没有堕落到地主军阀买办走狗“吃人”的地步。他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由于自身的阶级觉悟还未见端倪和认知水平有限，他没有看清世道险恶的一面，所以杀身之祸将至，都没有察觉和警惕。
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老百姓饥饿窘困的现象，无论是广大农村还是城镇，人们的生活都有一种朝不保夕。这样的话，人们谋得生计的路就非常狭窄，有个一技之长的人能混口饭吃就是能养活自己作为立足的表现。可是，教育被老封建新官僚垄断的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女是没有钱入学的。又，军阀混战，殖民掠夺，有多少口粮可供劳动人民自己拥有？种种盘剥、层层剥削，老百姓所剩无几。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暂时还没有革命觉悟的阿Q又能做什么呢？
被人欺负了，就去欺负小尼姑，获得心理平衡。阿Q被人欺负了多少次？很多次，而且把头往墙上碰。他欺负小尼姑，书上描写就一次，摸了一次头顶，这算不算性侵？
结果人家顷刻就骂：“断子绝孙的阿Q！”
阿Q反骂：“和尚摸的我摸不得？”
这是阿Q为自己找台阶下，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即受到强者欺凌，又靠欺负更弱者泄愤，于是两面都不喜欢他阿Q。
阿Q也很沮丧，知道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评价偏低，他也希望自己是个体面受尊重的人。可社会的大环境，是否让他看见有道德的人过上好日子了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大环境让他看到什么呢？因此，阿Q道德的沦丧就不是他个人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的大背景衬托出来的。试问，能够给中国造成影响力的大人物有多少爱国者？就当时而言。
阅读《阿Q正传》，我看见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政治觉悟的他是如何挣扎的。
阿Q需要一种慰藉，既然世上的好人要受不公正待遇，况且自己也难以做到“好人”的标准，那就希望别人比他更下流，这样他自己的道德水平相应的就“上层”了。有小偷到他家里，阿Q已经家徒四壁，他感慨：“小偷这是瞧得起我才来！”
他遇到这种状况才感觉自己是受害者，是品德还可以的人。他的社会参与既是作为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一个人生计的需要，他不仅需要存在感，更需要地位和荣誉来支撑作为一个男人的光环。这样的阿Q，有什么错？说他不对，我认为实在难为他了。
社会的严酷让他不敢面对现实，一切美好的逻辑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结果被无情的砍了头，成了不计其数的死在旧社会屠刀下的其中一个。
阿Q是一位年纪轻轻的，本来可以作为一番的男子。大概当时的年轻人有三种出路，一种是去革命，一种是成为走狗，一种是活在煎熬中，很可能被人鱼肉。阿Q不自觉的成为第三条路中的牺牲品。不幸的命运使他生活在不幸的年代，消极的反抗正中剥削阶级的下怀，一颗无辜的头颅被“食肉者”砍下来了。
与阿Q不同的是另外一名青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带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特点，他就是孔乙己。
孔乙己理论上来讲，应当是比阿Q更容易生存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同样艰难。
我那时候的初中语文老师不懂，他认为孔乙己“好吃懒做”，而且说鲁迅也评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简直是对孔乙己个人名誉和精神品格无情的脚踏！我不知道初中语文老师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是否确定自己英雄好汉，他有多少把握过体面日子？
我们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或者评价他，是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
我们看看鲁迅当时描绘的孔乙己的社会背景，时间大概是晚清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大概有四种出路：一是如鲁迅，参加中国左派革命，挽救中国；二是成为一般文职，就是以养家糊口为要；三是成为反动势力的帮闲；四是走传统科举发家之路，如范进。
第一种道路，非大智大勇的人有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气概，一般人不敢作此想。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受革命志士感染和社会影响之后的动员。很明显不能用鲁迅的标准去衡量孔乙己。
第二种道路，就是大多数也是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谋生糊口的办法，好歹工作内容没有农民工人那么辛苦，又能挣得比一般劳动者较高的工资，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称得上体面人士了。孔乙己不是不做此想，可以看的出，孔乙己潦倒的时候也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基本体面，并且希望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希望能得到绅士们的眷顾。
可孔乙己万万没有想到，从咸亨酒店的老板掌柜的，到里面吃喝取笑的贵族子弟，哪个把他当人看了呢？
第三种道路是投靠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地主豪绅们，拿着自己的油嘴滑舌和对知识的一知半解，去做帮闲、篾片。文化上为封建官僚效力，镇压穷人精神上的反抗。鲁迅一生大多会遇上此类敌人，并陷入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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