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主任这几天心情不错。
早上起来，在阳台上打一通太极拳，下楼吃早餐，然后溜达着去医院。说是去医院，其实也没什么事，他现在的正式职务是“三博医院专家组首席专家”，一个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啥也不用管的技术指导职位。不用坐门诊，不用上手术，不用开晨会，不用批文件。想几点来就几点来，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医院配的车还在车库里停着，他嫌麻烦，更喜欢步行。
当然他想上手术随时可以上，想出门诊随时可以出，想在会上找一下存在感也不是不行。
如果外出开开骨科学术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那是要被主办方特殊对待的上宾。
从家到三博，走路二十分钟。穿过一条老街，拐进梧桐树荫蔽的学院路，再走过一个红绿灯，就能看见三博的门诊大楼。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闭着眼都不会走错。
今天是周四，门诊大厅里依旧人声鼎沸。韩主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个布袋子，慢悠悠地穿过人群。
路上时不时有人极其恭敬地叫一声“韩主任”，他喜欢这种感觉，坐电梯上了十五楼，是他的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其实更像一个书房。四十多平米，朝南，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风景。靠墙一排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骨科专着和期刊，有些还是他当年读博士时候买的，书脊都泛黄了。书柜对面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个笔筒。办公桌旁边是一套茶具，紫砂的，用了十几年，壶身已经被茶水养得油润发亮。
韩主任把布袋子往桌上一放，先去给自己泡了杯茶。水是早上烧的，现在正好温。他端着茶杯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蚂蚁般来来往往的人群，发了一会儿呆。
楼下是住院部的入口，不断有救护车开进来，不断有病人家属拎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这个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生老病死的故事，而三博是这些故事最重要的舞台之一。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小杨，在哪儿呢？”
电话那头传来杨平的声音：“主任，我在手术室，刚下来，您找我有事？”
韩主任说：“没事，就是问问。中午有空没？过来一起吃个饭。”
杨平说：“行，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就过来。”
韩主任挂了电话，嘴角浮起轻松的笑意。
杨平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没有之一。
其实，他这辈子只带过两个博士。一个是宋子墨，一个是杨平。宋子墨只能算半个，因为他原来是其他导师的学生，半路转过来的。真正从头到尾、完完全全由他亲手带出来的博士，只有杨平一个。
一个，就够了。
其实杨平他也没带什么，全靠他自己天赋高。
韩主任放下茶杯，走到书柜前，打开最下面一层抽屉。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相册，他翻了翻，找出最厚的那一本，坐回沙发上，慢慢翻看起来。
第一张照片，是杨平刚来三博那年拍的。那时候的杨平，二十七八岁，穿着白大褂，站在骨科医生办公室门口，脸上带着点拘谨的笑。旁边站着的是韩主任自己，头发是板寸，腰板挺得笔直，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韩主任翻过一页，下一张照片是杨平读博期间的。照片上，杨平穿着一身刷手服，站在手术室里，脸上还带着口罩的勒痕。那是他们做完一台几个小时的手术后拍的，病人是个六岁的孩子，先天性脊柱畸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不敢收。杨平主刀，韩主任当助手，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九点，中间只喝了几口水，吃了几块饼干。手术做完，孩子的脊柱被成功矫正，韩主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杨平却还在那里盯着监护仪看数据，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
不只是因为杨平能吃苦，更是因为他有那股劲儿，对医学的痴迷，对未知的好奇，对完美的偏执。手术台上，别人做到八分就觉得可以了，他非要做到九分、十分。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地方，他要反复琢磨、反复推敲。有一回，为了一个手术入路的改进方案，他整整琢磨了一个月，画了几百张示意图，最后拿给韩主任看，韩主任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你小子，比我强多了。”
翻过一页，下一张照片是杨平博士毕业那天拍的。照片上，杨平穿着博士学位服，手里拿着学位证书，站在韩主任旁边，笑得很灿烂。
杨平在三博从主治做到主任，从主任做到研究所所长，从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成长为国内顶尖的外科专家，世界级的学者。他做的那些手术，发的那些论文，拿的那些奖项，培养的那些学生，每一个拿出来，都够普通人吹一辈子。但他从来不吹，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像当年那个刚来三博的年轻人一样，永远在学习，永远在思考，永远在攀登。
韩主任又翻过一页，这张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杨平站在金刀奖的领奖台上，他是那一届金刀奖最大的黑马，力压协和、华西、帝都医大等顶尖医院选手，碾压式地夺得金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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