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早晨八点。
日内瓦湖畔的一栋隐秘别墅里，灯火通明。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来自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法国国家卫生管理局、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的代表，以及三位身份特殊的观察员：一位来自某欧洲王室家族的医疗顾问，一位是意大利工业巨头家族的管家，还有莉莉安·温莎本人。
这场会议没有官方记录，没有会议纪要，甚至参会者手机都留在了门外的屏蔽箱里。但讨论的内容，可能影响整个欧洲未来十年的医疗政策走向。
“数据已经很明显。”EMA高级评审员索菲亚·贝特朗将平板电脑推到桌子中央，“过去三个月，全球完成87例K疗法有限临床实验治疗，总体有效率80.46%，无严重不良反应，无死亡案例。从纯医学角度看，这比我们现有的任何肿瘤治疗方案都更优。”
德国代表卡尔·施密特皱眉：“但所有治疗数据都实时传回中国，如果是有限临床实验可以接受，但是扩大临床试验以及上市后如果还是这样，意味着欧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信息基因组数据、免疫特征、疾病进展轨迹存储在中国企业的服务器上，这违反了GDPR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修正GDPR。”王室医疗顾问平静地说，“或者说，为这类特殊情况创设例外条款。”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修改GDPR？这几乎是欧盟法律体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这不可能。”法国代表摇头，“数据主权是欧盟的核心原则之一，不可能为某个特定疗法开绿灯。”
“与有限临床实验一样，我们就建立联合监管的数据池。”莉莉安开口了，她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清晰而坚定，“数据物理存储在欧洲境内的服务器，但中国治疗团队可以通过加密通道实时访问临床决策所需的部分。参照有限临床实验，保持欧中联合监督委员会，任何数据调用都需要双重授权。”
“这需要庞大的技术建设和监管成本。”
“患者等不起成本核算。”意大利管家第一次说话，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米兰口音，“我家主人的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标准方案无效。他今年才五十二岁，有三个未成年子女。每拖延一天，他活着看到孩子们毕业的可能性就减少一分。你们讨论法律条款的时候，能否想一想这些具体的生命？”
这番话让会议室陷入沉默，医疗政策讨论往往陷于抽象的原则和数字，但具体的生命、具体的家庭，才是所有政策的终极指向。
索菲亚调出一组新数据：“我这里有份分析报告，如果K疗法能在欧盟全面获批，预计第一年可以让至少五千名晚期实体瘤患者获得治疗机会。按照现有数据推算，其中约三千人可能实现长期生存或临床治愈。同时，因为减少了无效治疗和住院时间，医保系统每年可能节省超过十亿欧元。”
“但技术控制权……”
“技术控制权从来就不在欧洲。”莉莉安一针见血，“过去三十年，美国药企控制着绝大多数创新药物的专利和生产，欧洲支付高价、让渡数据、依赖进口。现在只是换成了中国企业，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至少，中国企业的普惠框架承诺了可及性和公平定价。”
中午12点，会议暂时休会。莉莉安走到露台上，看着日内瓦湖上的水汽。卡尔·施密特跟了出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温莎女士，您为什么这么坚持？”卡尔问，“您已经治愈了。”
“因为我亲眼见过病房里的绝望。”莉莉安接过茶杯，“也因为我相信医疗进步如果只惠及能支付高价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进步。K疗法和普惠框架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推动医疗公平的最后机会。”
“但风险……”
“卡尔，你管理药品审批二十年了。”莉莉安转身看着他，“你批准过多少种药，明知道它们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却要耗费家庭毕生积蓄？你拒绝过多少种药，因为它们虽然有效但价格太高医保无力承担？现在有一种疗法，效果好得多，副作用小得多，而且承诺根据支付能力定价。如果我们因为数据主权的顾虑而拖延甚至阻止它，未来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
卡尔沉默了很久，最终说：“我会推动扩大临床实验，但还是以前的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监管框架，这不是不信任，而是规则。”
“公平。”莉莉安点头，“那就制定好的规则。”
……
南都，三博研究所。
杨平仍在观察那些胰腺癌细胞，新设计的载体原型已经完成了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它确实能有效感染这种高表达罕见受体的胰腺癌细胞，K因子表达后，细胞凋亡率达到了68%。
但问题出现在动物实验阶段，小鼠模型显示新载体虽然对胰腺肿瘤有抑制作用，却在肝脏和肾脏产生了意外的轻度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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