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健的“离职”在三博研究所内部并未掀起太大波澜。对外公布的理由是“因个人健康考量及家庭原因，申请调至外地某高校从事基础教学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
人事部门按流程办理了手续，同事们虽然有些诧异这位勤恳老同事的突然离开，但大多表示了理解，甚至杨平还给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送别会。
会上，何子健看起来有些憔悴，话比平时更少，只是反复感谢大家的照顾，目光偶尔与杨平接触时，迅速避开，深处藏着只有当事人才能察觉的惊惶与复杂。
杨平的欢送致辞很简短，语气平静，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
送别会结束后，杨平独自回到办公室，关上门，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何子健抱着纸箱、略显佝偻地走向研究所大门的背影，心中翻涌的并非快意，而是一种沉重的钝痛，混杂着挥之不去的愤怒与深深的失望。
门口停的那辆出租车其实就是邱科长安排的，这一切都是何子健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同学之谊，共事之情，那些曾经真诚或看似真诚的点滴，如今回想起来都蒙上了一层虚伪色彩。
最让杨平无法释怀的，不是个人信任的崩塌，而是何子健为了私利，竟背叛自己的同胞，对准了这项可能造福无数人、承载着国家科技自立希望的研究。
人会变的，邱科长的话一直萦绕在杨平的脑海。
……
曾经气势汹汹的BG集团，此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他们精心构筑的“特洛伊计划”，非但没有困死杨平和锐行，反向催生了一个更具活力、更自主、在某些方面甚至开始领先的竞争对手的科研生态。
卡尔·穆勒在董事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那一套强硬但失效的策略，不仅耗费了集团大量资源，更让BG在道义和商业声誉上蒙受损失。“封锁锐行”几乎成了行业内部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笑话，象征着一流巨头误判形势、反而助推对手崛起的典型案例。
里高扬的颅内肿瘤近期复查显示有复发迹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病情的凶险，也更明白谁能给他最大的生存希望——正是那个被他们极力打压的杨平。
第一次手术的成功，让里高扬对杨平的技术产生了近乎迷信的信任，他知道只有杨平可以救他。
当卡尔·穆勒的封锁策略被证明是一记昏招且难以为继时，集团内部要求改变策略的声音日渐高涨。里高扬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也为自己寻求了最佳的复出时机。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转向开始了。
首先，BG集团董事会宣布，卡尔·穆勒因“健康原因及个人意向”，不再担任集团副总裁兼临时CEO，其负责的业务将由其他人暂代。这看似体面的离职，实则是将封锁失败的所有责任推到了这位急先锋身上。
紧接着，久未露面的里高扬选择在一家全球知名的财经媒体专访中“康复性露面”。镜头前的他，虽然稍显清瘦，但精神矍铄，言辞恳切，完全看不出重病缠身的迹象。
“……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集团部分管理层在与锐行医疗、以及与杨平教授团队关系上采取的某些不当措施，我深感遗憾。”里高扬对着镜头，表情沉痛而真诚，“那段时间，我正因病休养，将日常决策权暂时下放，正因为此才发生这种离谱的事情。我始终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人类在生命健康领域的任何进步，都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竞争应该促进创新，而不是筑起高墙；应该是在阳光下比拼技术和价值，而不是试图用非市场的手段去扼杀可能的未来。”
他侃侃而谈，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开放、包容、坚信科学共享精神的智者形象，将之前所有的打压行为轻描淡写地归咎于“部分管理层”、“临时决策”和“沟通误解”。
“杨平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杰出医生和科学家，他的才华不应被任何狭隘的竞争观念所束缚。BG集团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我们高度重视与中国同行、与像三博研究所这样优秀机构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双方在很多领域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探索一种全新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模式，共同应对全球健康挑战，而不是陷入不必要的消耗。”
专访播出后，舆论一片哗然。
业内人士自然清楚里高扬这番话有多么虚伪可笑，但普通的公众和部分不那么了解内情的媒体，却很容易被这种“高姿态”和“科学无国界”的漂亮话所迷惑。BG集团成功地给自己披上了一层“迷途知返”、“理性包容”的外衣，试图淡化之前的恶劣行径，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寻求合作的善意一方。
“里高扬先生，请问接下来你该怎么做？”美貌的主持人问道。
里高扬面色沉重，他顿了顿：“我会积极寻求与杨平教授及锐行集团的沟通，我想，不管是杨平教授还是锐行集团的，胸怀肯定是宽广的，我们能够解除双方的误会，对于挑起这次争端的卡尔·穆勒先生，我们已经给予最严厉的处罚，唯有此才能显示我们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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