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季同面前摆着从杨教授那里拿回来的厚厚的科研资料。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数据图表和实验流程规划，旁边还摊着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
然而蒋季同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已经很久没有移动了，他的眉头紧锁。
他开始逐字逐句地消化杨平教授的托付，并试图将自己代入那个全权负责的角色。
他反复回顾项目从立项到突破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他琢磨着团队里每一个成员，他们的专长、性格、工作习惯；在脑海中一遍遍推演后续可能遇到的难题：工艺放大的稳定性、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每一个细节、与监管部门沟通的要点、甚至是最糟糕情况下突发技术风险的应对预案……
越想，他的心就越往下沉。
蒋季同承认，在杨教授的全面指导下的执行他确实能做到出色。他擅长将宏大的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步骤，擅长调动资源解决具体的技术卡点，也具备足够的耐心和韧性去打磨细节。
但是，全权负责与负责执行的助手完全不一样，它意味着需要对项目整体的科学逻辑有穿透性的理解，意味着在遇到全新且复杂的问题时能迅速提出解决思路，更意味着一种战略性的视野和方向掌控。
而这些恰恰是蒋季同对自己最没有把握的地方。他太清楚这个项目的分量了。
它未来的道路绝不仅仅是按部就班那么简单，商业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的专利博弈、技术迭代可能引发的路线争议、甚至因成果显着而可能招致的更加隐秘的国际竞争与压制……这些暗流汹涌的挑战，需要一个头脑异常清醒、意志极其坚定、并且具备某种破壁思维的人来掌舵。
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一个可靠的执行者，一个勤奋的科研人员。但他内心深处隐隐觉得自己并非那个最合适的掌舵员。将如此重要的项目交到自己手里，自己究竟能不能承担起？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挥之不去。他热爱这个项目，珍视杨平教授的信任，也渴望承担责任。但正因如此，他更不能允许因为自己的某些不足而导致项目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走弯路，甚至蒙受损失。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陈潇。
他加入团队不算太久，但是蒋季同非常了解他。
陈潇身上有蒋季同自己觉得欠缺的特质：基于深厚理论基础和跨领域知识储备的直觉，敢于跳出既定框架从非常规角度审视问题的勇气。他的教育背景比蒋季同优秀很多，麻省理工毕业的博士，在世界白头实验室工作数年，如今在项老的力荐下归国扎根于此。
一个清晰而大胆的念头逐渐在蒋季同心中成形，并变得越来越坚定。这并非退缩，而是他对项目所能做的最负责任的选择。
他又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更加细致地梳理项目脉络，罗列未来可能的关键决策点，并客观地将自己与陈潇在相关方面的能力进行比对。他甚至私下里，以请教讨论的名义，与陈潇就几个后续技术难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再次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下午，蒋季同抱着那沓已经翻阅得有些卷边的资料，再次站在了杨平教授办公室门前。
“进来。”杨平的声音依旧平和。
蒋季同推门而入，看到杨平正在审阅一份临床手术方案，见他进来，便放下手中的笔。
“杨教授，关于X-2项目后续负责人的事，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向您汇报。”蒋季同开门见山，声音清晰。
杨平微微挑眉，示意他坐下说。蒋季同没有立刻坐下，而是将怀中的资料轻轻放在办公桌一角，然后挺直背脊，开始了他的陈述。
“杨教授，首先，我再次衷心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对我而言重于一切。过去几天我几乎不眠不休，仔细研读了所有资料，并尽可能地对项目未来进行了推演。我越思考，越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越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某些局限性。”
杨平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我擅长执行，擅长在既定方向和框架内优化流程、解决具体问题、协调团队攻坚。如果项目后续真的完全是按部就班的推进，我有信心能够完成好。”蒋季同语速平缓，逻辑清晰，“但是，杨教授，我仔细分析了我们项目的现状和它所处的环境。X-2的破壁成功，只是打开了大门。门外是更广阔的未知领域，也必然伴随着更复杂的挑战。”
他顿了顿，继续道：“技术层面，工艺放大与最优化、长期稳定性的彻底验证、可能衍生出的新应用方向探索，这些都需要不仅懂技术，更需要对核心科学原理有极深领悟和创造性思维的人来把握方向。管理层面，项目即将进入与临床、生产、乃至商业拓展更紧密衔接的阶段，这涉及到与不同领域、不同思维模式的人的深度沟通与协作，需要对项目整体价值有超然视角和战略定力。还有外部环境，我们的成功，必然会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技术竞争、专利布局、甚至非技术因素的干扰，都可能出现。这需要负责人具备极强的抗压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某种处理复杂局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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