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沙皇的改革意图是怀有善意的。其核心要义是试图通过折中的办法让各方都能满意，从而在未来的巨变到来时依然能维持国内局势稳定。从他开启地方自治，设立“缙绅会议”来看，这位年轻的沙皇也是倾向于开明的。然而君主的意志是不可能对抗整个国家和整个上层利益集团的，其在赦令中对皇室利益的全盘保留也无法令深感失望的底层民众对其改革意图及意志感到信服。迫使地主释出利益，且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不足又让地主们怨声载道。
农奴们因为无法直接获得土地，所以他们不满意；地主们不得不放松对劳动力的控制，甚至需要向以前的农奴出让土地，所以更加不满意；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满意。当初对沙皇赦令抱有极大希望的人们在看清空有其表的“自由”和“平等”之下自己依旧一无所有的现实后，逐渐变得失望透顶。不满开始升级为咒骂，“小爸爸”变成了“混账东西”，咒骂正在朝公开抗议升级，一部分人逐渐变得激进、极端。各种秘密结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信按照眼下的局势发展下去，这些秘密结社的恐怖倾向终有抬头的一天。
极端主义者热衷于采用袭击或暗杀之类的手段，以此向整个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更多时候，这些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泄愤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一切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会成为秘密结社和独狼袭击者的目标。作为全公国最大最显眼的靶子，沙皇更是首当其冲。所以哪怕仅仅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沙皇陛下和他的重臣们也必须找出一条能转移国内矛盾的路线来。
他们找到的路线就是拉普兰。
公国正在朝工业化迈进，尽管遇到不少问题，加入近代工业国家的行列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随着其对外贸易形式从过去主要输出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原料开始向兼顾输出简单工业品的方向转变，其扩张的源动力除了传统的领土野心、安全保障、攫取战略主动权之外，还增加了一条“输出产品和资本”，这使得公国的扩张方向开始朝老牌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靠拢。
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得公国迫切需要为国内商品和资本取得更大更稳定的市场，以保证国内形势稳定，资本力量能继续茁壮成长。但一来公国粗陋的各种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二来公国也不像帝国及阿尔比昂拥有海外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公国对外输出仍旧以各类农产品、矿物和手工业品为主。
将所有问题归纳整理后，公国的问题症结就很明确了。此时的公国正处于迈入工业化之后的首次产业升级，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本来就是正常现象。只不过公国原本遗留的大量问题也集中在这一时期爆发，使得矛盾对立更加激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国政府为扭转国内如积蓄能量的火山一般危险的国内局势，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大对国内不稳定因素的弹压力度，对容易滋生无政府主义和革命党的温床——譬如大学和贫民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同时仿效帝国建立了遍布极北永久冻土的苦役营，将大批刑事犯、政治犯及其家人投入其中，部分罪行比较重的直接就吊死在显眼的地方。
在底层民众饱受贫困之苦的社会，光靠单纯的镇压不可能解决问题。向底层释出利好，给予其起码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干净亮堂的房屋、能维持一定尊严的生活——这才是结束一切动荡混乱的根本之道。对于那些手握资本之人，则需要设法提供一个环境良好且充满前景的市场，使其掌握的资本从游资热钱转进到实业投资当中，将那些用来投机倒把的钱转变为工厂企业，从而在为资本家不断增加财富的同时，也为底层民众提供更多工作机会。
但短期内，公国国内市场的乱局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既然无法期待国内市场，那么公国的出路就只能在拉普兰了。
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作为人类阵营一侧，比公国更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的国家，拉普兰的工业化进度比公国还低。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战乱的影响、自身国力不足、外部政治环境不安定这三大原因。
一系列的战争中，拉普兰固然和查理曼关系紧密，但也和亚尔夫海姆维系着关系。以小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这种两面下注的做法其实是乱世之中比较稳妥的自保之道。毕竟在两只巨兽之间的厮杀出现明确的胜负征兆之前就彻底倒向某一边是非常危险的，先两边下注，同时观察战局的走向，最后根据情况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任何一个稳重的决策者都会做出这样一个兼顾内外情势的选择。要不是出了李林这样的盖世妖孽，仅用了几个月就彻底摆平了查理曼，没准拉普兰的小算盘还真能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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