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十二节：明代王阳明"易学"上的歪理邪说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虽不是易学家，但受《易》匪浅。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因宋代的理学家们所认为封建伦理是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把它叫作“天理”。
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既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构建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最代表王阳明的“心学”内涵的是一则“心花”（山中盛开的花树）之说。王阳明的“心花”说，按近代西方哲学流派来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心花”之说其意，犹似物质的存在是依赖于人的意识。
物质被意识所反映，当然没有人类的意识，就无从谈起反映与认识事物。但不等于物质是有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物质并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着，即并不由人类的意识反映或不反映，而这个宇宙是存在着的，若连存在就没有了，那么人也就不会存在着了。若没有人类存在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何谈人的意识呢？“人”本身也是“物质”，不过人类发展到文明时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识用“文字”这一载体记录下来。人体是人思想意识的载体，载体不存意识何来。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依存的关系。当然人没有了思想意识，就行同于“物”没什么两样的。故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应当辩证的看待。
不过王阳明的“心学”在历史中虽有其价值，可惜并没有体现其价值。虽是排朱子之学，但王的“心学”未能引向主体精神的自我觉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与封建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贯彻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学的价值，而最终走向殊途同归的封建儒学体系上去了。再者王阳明所讲的"存天理，去人欲"与朱熹所讲"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故王阳明的“心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果来。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学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朱熹把《周易》解释为占筮之书，又在《周易本义》里增加“卦变图”及筮卜仪式，无疑体现朱熹的神巫思想。卜筮本是巫术的派生，朱熹所讲筮卜的神启仪式，更体现了巫术思想。而程颐虽也运用象数易学，并结合《周易》里的文辞来解释《周易》里的义理，彰显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问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说成是一回事吗？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先秦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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