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春秋《周易》文本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春秋《周易》文本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卜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春秋《周易》文本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这已是先秦《周易》学术上的义理派的雏形。
③、《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我们再看看这段话的译文:“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里的以《比》做繇题里的繇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这个，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以和顺行卜问之事，故为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好，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繇辞的筮问。而且《周易》不能用来占卜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卜筮。如果有所缺少，筮出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这里记载子服惠伯也是对春秋《周易》文本一书文辞上的义理解释，及对人们以《周易》占筮上的最早论述。
南蒯卜筮，筮出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的以《比》为繇称里繇辞“黄囊元吉”，现今本《周易·坤》卦里"六五"爻辞已然是"黄裳元吉"。南蒯认为是大吉之神示，就认为若办什么事情，也自然是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却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是从《坤》的“黄裳元吉”这四个字上进行了义理解释。
二是从对用《周易》卜筮道理上的论述。
特别是对用《周易》卜筮上，可说是首发对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上的论述，子服惠伯的说法，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卜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既没有发现原创《周易》，也无法正确去揭示春秋《周易》文本为何成为算卦之用，而只能出现折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这个，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卜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卜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文辞在面对筮卜时，可并不是反对卜筮，而是对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说法了，一面对《周易》文辞做义理解释，而另一面对《周易》卜筮只是认为忠信之事则可。这种亦筮亦理的对待春秋《周易》文本的看法，无疑对战国末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今本《周易》所产生的影响。子服惠伯应是首创双重标准(亦筮亦理)看待春秋《周易》文本的学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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