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符合《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本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这与把《周易》用“象数”筮术去解释运用，就是可贵的所在。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数位”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专制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专制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到魏晋南北朝中国进入分割并不统一的政治局面时期，虽然文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也相对出现“自由”的空间，但文人又多是官僚阶级出身，而他们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无不在传统文化习惯的束缚之中。而做为精英文人，面对已然的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旷玄灵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学清谈、仙道中追求人生。这对后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晋风骨”，那只不过是对政治高压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风骨的光鲜表面下，是暗流涌动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贵族集团政治的极端腐败，而文人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释解为道家“无”的思想体现，实乃是人格品质扭曲与堕落。因不合作的精英文人要莫饮剑失去思想的头颅，要莫按“道家”之术，隐遁于山林，消遥于江湖式者是巅狂装傻，大智若愚，遮俺着思想的嘴巴。这后果只能是国民的悲惨与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那么这个民族的下场可想而知了。所以西晋在“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率”的局面下，而东晋偏安一方仍然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的政治局面。魏晋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唯有那句“清谈误国”的经验教训吧？
虽然处于政治混乱的时代，文人士子并没有摆脱儒学独尊和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专制思想模式，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哲学的突破。这一时期里虽然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一时不存在，但无论三国鼎立，或是南北分裂，而帝王专制体制已然存在。也没有人能寻找到制约专制的制度学说，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无君论”的这种道家思想里的不符实际的空想，更是没有一套可操行的制度学说。即使分裂政治局面的国度里，一样并没有消弱王权专制体制，反而更吸取乱世经验，越来越加强专制集权的思想与教育，越来越使王权专制得到巩固。
为何后封建社会时期里没能有哲学上的突破，而在一个大分裂的时空里，文化精英层虽然早已厌倦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可在这大分裂的时期里文化精英们虽然游离于儒学之外，做起了慌谈不经，怪异不羁，行为无常的名士风流行为，而不闻，不问政治。而所谓有良知的文人又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传统的文化老路上去了。为何不能创新与突破，反而帝王专制理念在宋学里得到如此的登峰造极与巩固完善。这一课题更应引起深入的研究与反思，虽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众多因素所致，可能根本的是传统思维方式无法突破，使传统习惯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传统思维方式不能突破呢？那个时代的社会所以是一个停止不前的社会，如同黑格尔阅读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思想史时，如同在茫茫无边的黑暗海洋之中，而读到笛卡尔的哲思想时，如同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陆地的感觉。也正是笛卡尔的方*论，开启了欧洲近代哲学上认识世界的新航路，笛卡尔不愧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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