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朱熹时把《周易》说的乱七八糟，《周易》之称法和内容被搅得越来越混淆不清了。
在朱熹之前的北宋时期里，一些学者的书籍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我们来看是如何的称法。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篇》：“《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
《周敦颐集》卷二：“《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中华书局》）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也称“《易》曰”。
《张载集》“正蒙”里云：“如《易》所谓‘利用折狱’，‘利用刑人’”。
这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也称《易》。
通过宋朝人的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而基本上是保持汉以来的称法，用《易》称，即《易经》的简称。但也有学唐朝的错误称法，即把《易传》内容归到《周易》称谓里，如朱熹就是这种错误的称法者。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法呢？
明朝王阳明《传习录》:“《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一个《易》称内容是出自于《易传·说卦》。???
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里也有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如：“《易》为君子谋……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传·文言》里的内容。
《了凡四训》一书里凡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并无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后封建社会里做学问的人，多重视《易传》文章，而轻视《周易》内容，只因为是把《周易》看待成卜筮之书的缘故。
李贽的《焚书·夫妇论》里也是只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同理以《易》称。如：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
这里“《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但有出入）。
清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一书里，也有论《易》及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这是论《易》，但从引用的内容来看，王夫之所称的《易》，应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
又如：“《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
这里的“《传》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王夫之此处不称“《易》曰”，却称“《传》曰”。
又如：“唯乾坤以纯为道，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无德不可为首’”。
这里的“《乾》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文言》是针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所做出的阐释，应属于《周易》的学术，而不是《周易》里的内容，故不能引用《文言》内容时，称《乾》或称《坤》曰。
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
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
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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