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垄断了明清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朱子所注的四书与五经之一的《易经》（《周易》加《易传》）被明清王朝时期指定为科举的教课书。明清帝王专制上的残酷，政治上的腐朽，思想上的禁固与大兴文字狱，国家越来越贫穷落后，民智越来越不开化，帝国里的全民完全陷入了神巫之国的灾难之中，无不相信鬼神与命运，这与朱子之学在思想界里的垄断分不开。朱子学是最腐朽最没落的学说的总代表，却为专制家天下的帝王更看重。正是朱子学能够为王权专制所需要而成为国民的精神鸦片，宋以后的帝王社会里人们都成了朱子的精神奴隶。
朱子学的根本是把想象出来的宇宙的法则与人类道德政治被贯穿了起来，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正是朱子用“天道自然”的秩序来规范人世的秩序，阻碍了中国帝制后段的发展。这是有临国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哲学突破实证，即日本突破了朱子之学的禁固，日本从封建意识中突围出来，而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而两宋时还是值得一提的北宋程颐，北宋着名哲学家和易学家，理学创立者之一。他是北宋易学中义理学派代表。以阴阳者是道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了理学派的本体论，肯定了阴阳变化的永恒性。
程颐即以“理”(阴阳)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我们看程颐的《易传》（程颐《易传》又称《伊川易传》或《程氏易传》。程颐的哲学思想，体现在《程氏易传》里）里的“象数”之说。
如：“《剥》之为卦，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顾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程氏易传·剥传》）
这是对今本《周易·剥》里的“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的解释。对这一句文辞的解释，按理应从这一句话文辞上去做解释就是了，可程颐已然是“象数”去解释“上九”里的那句话。程颐的那一段解说是用“阴阳”和“十二消息卦”学说来解释的。《剥》里的“六联体”符号是此符号后演变成卦符号，并分上下卦，为“艮”（山）与“坤”（地）。此符号又分阴分阳，其中，五个是阴画，而只有一爻画为阳，这就是程颐说的“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又通过卦象而认为“硕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这是通过卦画阴阳取象而解释《周易》里的“硕果不食”，并进一步通过《剥》画的上九爻再变成阴（如《剥》画“”上画为阳爻画“”若变成阴爻画“”就变成“”这种画符号），就成了纯阴的《坤》卦（即“”此种符号）。这就是程颐说的“上九亦变，则纯阴矣”。又认为“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空息也。”就是说，阳气没有能完全消亡的道理，“上九”变于上，那么“初九”就会生于下，其中没有可空一息的间隙。这些说法就是从卦画符号阴阳之说想象来的东西，也就从这种想象的“理”中，引出一番“人道”的理来，“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那么《坤》卦（“”）最下一爻进而变成阳，那就成了《复》卦（“”）。就是程颐说的“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这程的说法都是来自于汉象数易学里的“卦气”说中的“十二消息卦”说。实际这些东西哪里与《周易》里的文辞沾边呢？在“象数”易学中，阳是代表君子，而阴是代表小人，程颐通过卦象来阐述君子之道。这一段虽是对《剥》里的“上九”爻辞做出的解释，但程颐说来说去能否看懂他解释的“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是何意思吗？程颐所谓的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程颐从卦画、阴阳、消息来解释“上九”里的文辞，说了等于没说。凡用象数来解释《周易》里的文辞本身就是南辕北辙的徒劳之举，说出来的道理，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以“象数”释解《周易》的文辞，说得不好听些，犹如信口胡诌而已。
程颐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番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程颐用象数解释《周易》一书的义理，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与朱熹相比，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毕景程颐不像朱熹哪样，把《周易》解释成一部占筮之书，教人们如何的运用《周易》去算卦问卜吉凶。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易传·序》里强调的从《周易》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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