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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明起源的不同路径，从氏族聚落到城市；古希腊是以工商业支撑的城邦民主国家，而中国古代则是以农业为支撑的血缘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两地的城市功能不同，社会组织结构不同，国家的形态不同，社会经济财富支撑不同。
在血缘宗法制的链条上，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私有制，也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法律意识，也不可能有法律的观念，因为天下一切都是王的，古代的中国人也只有“王法”的观念。
从土地关系上来讲，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着氏族的遗制，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转化为王侯所有，而不同与古希腊废除氏族制度，把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的土地转配给公民（希腊奴隶主）的土地私有制。
周族及其同盟在同商进行征伐，周王取得商王的“天命”，即周革商命，而拥有“天下”。周王以“天子”之称代天行命。对“天下”进行统治。周以血缘亲族关系的远近对“天下”进行新一轮的分割（即“分封”），把“天下”的土地与土地上形成的农业聚落上的农民（称“邑人”、或“小人”、“野人”）分片连土地与农民分封给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或有姻亲关系的人。“天下”（国家）是周王的，无论土地山林，河流，臣民等等都是周天子的。周天子就是“天下”这一大家的家主。正如《诗·小雅·北山》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西周无论诸侯之封国，卿大夫之封采邑，都是有周王分封给的，是从周王家产中划拨给亲族成员，功臣，殷商后裔。都是要得到周王的认可。这就叫“授民授疆土”。那时财富支撑唯有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者，拥有了土地和劳动者（小人），即占有了财富。“天下”的土地和臣民都是周王的，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如古希腊时期的土地私有制。
在周王统治的广大的土地上，原有很多自成体系的农业聚落，也同样是以血缘加地缘为纽带的聚居的农业村落，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自然村落的氏族共同体，在面对王朝新的更替，这些自然村落生活的人们只是换个新主子罢了。也没有打破农业聚落里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也没有改变其身份关系，即没有使原土着居民与土地分离。在面对周王新一轮“划拨”给王室成员的土地是带着土地上的农民一同“划拨”的。原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只不过是把土地上的收获，转换给新的主人而已。商是这样的，西周同样是这样的。从甲骨文中反映的“众人”、“邑人”及《周易》里反映的“小人”、“邑人”，这就是自然聚落里的农业劳作者。在分封制里，王室的贵族（或称“国君”）与农民关系，即统治与被统治（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到帝王统治时代，是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土地虽然可以买卖，但实质上是帝王家的，即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没有立法意义上的私法上的法律保障，全民只是王权专制下的奴。这与希腊城邦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土地私有制是不同的。
西周土地上劳动者是农民（或称“依附民”：即长期依附在固定地域内的土地上祖祖辈辈为农的劳动者），他们即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平民（公民）。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奴隶制社会，也没有真正出现过土地私有制。
《周易》反映了西周农业生产，既是农家个体经济，又是结合着集体生产劳动，犹如毛**时代的集体生产队那样。
西周宗法制下的“民”，是贵族统治下的“子民”，贵族统治者有责任保护其治下的“子民”，而“子民”有义务对主人的尊重与听命。这种犹好“父子”的统治关系，是宗法礼制所规范的内容。贵族（大人）与百姓（小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形如“父子”关系，而完全不同于奴隶主对奴隶的那种性质。这正是儒家一贯之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当然商周时期也有奴隶，但奴隶的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和罪犯，并且也是很有限的。而在广阔的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是农民，而不是奴隶。这是血缘分封所决定了的，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农业聚落上的农耕生产所决定了的。中国古代走向中国式的封建制度，是农耕文明所决定的，而商业文明产生了古希腊奴隶制度。
再从文字来看中西文化不同的路径。
“我们还可以举出文字上的连续性。尽管在文字起源方面还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国文明时代重要特征之一的文字，它的作用是政治，与亲族的辨认，与宗教仪式等密切相关的。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明时代的文字，是陶文在野蛮时代的主要作用在文明时代的延续。”（《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12页）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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