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的初衷是好的，笔者是坚信的，是为了批判算命的那一套江湖术。但熊把《周易》看成算命的卦签那样来批判，是指陈的对象被搞错了。若改成“八卦江湖”的题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熊逸的《周易江湖》无疑是力辩占筮是骗人的把戏，但熊还没能把话说全面，说透彻，并且又指错了对象。熊只说出“春秋”时期里的一种占筮与解卦的方法，这是来自于《左传》中的筮例。而自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算卦方法，至到今天都是运用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那一套批断方法，与春秋的“八卦取象”而误把《周易》文辞当占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现在人们已然是把街面上的算卦认为是《周易》一回事，永远让《周易》背黑锅。你熊大师不讲根情原里的也认为《周易》是占辞，不揭示《周易》如何被史巫当成占辞，也不谈自春秋非史巫的另一派是把《周易》直接引用于说理，也同时是把《周易》当典籍看待，是与巫史不同的看法。岂能把《周易》看成如庙里的卦签那样呢？这岂不是步郭沫若后尘之说么？
熊只见春秋时空里巫史的一面，而视而不谈还有把《周易》始终做义理书籍的一面，竟把《周易》定性为如庙里的求签大全，是熊大师的失误，让笔者倍感遗憾，遗憾熊逸文化素养与天才的头脑，怎会陷入“后易学”的这潭污泥里了呢？
熊逸所举的卦例其实都是属于八卦占筮术，而非《周易》原创的东西。是巫史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卜文本，所运用的占筮例子，与《周易》原创无关了。《周易》里没有“八卦”一说，也不讲如何占筮，《左传》里的筮例只是八卦取象，而错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已，这并不影响《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是金子埋在土里千年后现出来还是一样的放光。熊大师又是一位混淆了《周易》与“八卦”的学者之一。熊逸的《周易江湖》只能是“八卦”占筮的一面，并不代表《周易》的真实内涵。《周易》的真实内容是哲学，只是熊逸还没有弄懂而已。
我们再听一听熊逸对《周易》与《易传》又是如何评价的：“很多人对《周易》的另外一种赞叹是；富有如此深厚的哲学至理啊！其实呢？这往往是因为混淆了《周易》和《易传》。前面简单说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周易》，或者叫《易经》。其实包含着两个部分：《易经》和《易传》。一般来说，《易经》（狭义的《易经》）的内容全是算卦的占断辞——前面我们已经见过几条，专家们众说纷纭，也解释不出个统一意见来。反正我觉得很多占断辞看上去和马三立的“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没多大区别，如果说有价值，更多的是史料价值，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社会的一些片断风貌，而哲学思想则更多地体现在《易传》，或者叫做“十翼”，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借着《易经》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些知识分子要想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着书立说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借着《易经》说事呀？
答案是第一，当时的人并没有着书立说的普遍风气，第二这里面恐怕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熊逸着 2006年版 第037页）
这熊逸自问自答的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成立的，恰恰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是出现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着书立说是个普遍的风气。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熊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颠倒是非的说法，有失自己写出其它着作的那种历史考据的逻辑严密性的风格。
第二答案：“不得己的苦衷”，熊逸是这样解释的：“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同上 第189页）
“那些荀门的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熊逸着 2006年版 第191页）
难道这就是熊逸认为的不得己的苦衷吗？熊抬出郭沫若的认为，恰恰是郭沫若认为的错误，熊氏的认为也跟着错误了。我们对郭沫若对《周易》产生的时代及其性质，前面已都有引述。郭沫若对《周易》看不懂还有情可原，可连《易传》也看不懂就不可原谅的。把《易传》看成是帝王专制唱对台戏，不是很幼稚的看法吗？那么为何《易传》到了汉朝正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措施的时候而上升为“经”的地位。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汉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吗？正是《易传》里的“系辞”是帝王专制的宣言书，又是“神道设教”的教化理论，也是后帝王专制理论的活水源头。怎能说是对帝制唱对台戏呢？熊也看不明白《易传》么？也没研读过“帛书易传”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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