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专制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专制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到魏晋南北朝中国进入分割并不统一的政治局面时期，虽然文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也相对出现“自由”的空间，但文人又多是官僚阶级出身，而他们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无不在传统文化习惯的束缚之中。而做为精英文人，面对已然的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旷玄灵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学清谈、仙道中追求人生。这对后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晋风骨”，那只不过是对政治高压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风骨的光鲜表面下，是暗流涌动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贵族集团政治的极端腐败，而文人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释解为道家“无”的思想体现，实乃是人格品质扭曲与堕落。因不合作的精英文人要莫饮剑失去思想的头颅，要莫按“道家”之术，隐遁于山林，消遥于江湖。式者是巅狂装傻，大智若愚，遮俺着思想的嘴巴。这后果只能是国民的悲惨与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那么这个民族的下场可想而知了。所以西晋在“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率”的局面下，而东晋偏安一方仍然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的政治局面。魏晋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唯有那句“清谈误国”的经验教训吧？
虽然处于政治混乱的时代，文人士子并没有摆脱儒学独尊和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专制思想模式，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哲学的突破。这一时期里虽然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一时不存在，但无论三国鼎立，或是南北分裂，而帝王专制体制已然存在。也没有人能寻找到制约专制的制度学说，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无君论”的这种道家思想里的不符实际的空想，更是没有一套可操行的制度学说。即使分裂政治局面的国度里，一样并没有消弱王权专制体制，反而更吸取乱世经验，越来越加强专制集权的思想与教育，越来越使王权专制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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