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简的这番话是理性的，也是对占筮持否定的认识观，而重视人的行为问题，并且对占筮中的象数做义理的阐述，用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解释“象数”之理，同样是辩证的思维。这是春秋最早（公元前644年）也是首次对筮术上的理性论述，无疑是体现的是“人道”思想而排击“天道”观。
第二 、《辞源》里所说的“注”，是西晋杜预对《春秋左传》一书做的注解。注中说的是表明“象”、“数”是占筮知吉凶的工具而已。
第三、《辞源》里最后的说法：“周易中凡言天日山泽之数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
这是近现代学者的认识，在韩简论“象数”时讲“占”与“筮”，没有涉及《周易》如何。《辞源》里的说法，虽然也是解释何为“象”，何为“数”，而是通过《周易》来说明，是跟着历史上史巫的错误认识并把六十四画符号，改造成取象与卦画数列，而套用《周易》一书里的文辞用于比附人事吉凶。那是一套筮术而与原创《周易》不是一回事。可后学者跟着史巫之错用，和《系辞》里之错误认为，也就把八卦筮术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这《辞源》的说法是把《周易》与八卦占筮术的概念混淆而张冠李戴下的错误认识。把八卦筮卜术里的“取象”，与“九·六”内容，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无疑是错误的。若说成是史巫在原创《周易》一书上改造成“八卦筮术”，“八卦筮术”上凡言天日山泽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这就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说法了。占筮术里才有“象与数”。象与数是占筮术里的推演方法与工具，先秦的八卦筮术离开“象”与“数”就无法进行 用“卦”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了。即不能起卦与解卦。八卦筮术上的“数”是起卦的推演方法，而“象”是解卦中取象比类附会人事吉凶的。???
不过《辞源》里解释什么是“象数”，也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而卜筮取象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思维渊源流长。“取象比类”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触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了占筮（龟占与筮卜），理论化于《系辞》与《说卦》。“象”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人们通过观天察地的一种直观可感的象，再通过联想和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思与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八卦”是以通神明之德，及衡量区分万物之情状的，又通过取《离》之象，发明了猎取鸟兽的工具。确实汉字的发明，离不开物的“象”，才有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取象思维是上古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方法，取象不单单是占卜术的方法，是上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但不可否认象思维从占筮发展上升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中国占筮史中可以看得一清而楚的。
在占卜术上，龟骨卜确实是通过甲骨的烧灼而产生的裂纹形状，而通过纹理形状取“象”，来分析解读对照所问及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就是所谓的“龟以象示”。殷商留在地下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以龟卜兆示所谓的吉凶“天机”，来做为行动的指导是无疑的。
甲骨卜的取象，同样是以类比联想问及人事吉凶。这“象”与问及人事吉凶之间的中介是认为神示的兆纹，而再通过兆纹象形来比类联想附会出所问的人事吉凶来。虽然这“取象”与问及的人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那种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因古人认为万物是“帝”（神）建构与主宰，占卜即是一种神启的方式，认为龟能通神。再者人们又相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人合一”观念，通过神启出的龟骨兆纹，就可比类联想到人事吉凶上来了。总之，即是思维方式所决定下的世界观与方**。
早期的龟骨占就是通过对甲、骨烧灼产生的裂纹，而看形象以类比联想所问及的人事吉凶问题。
在《周易》一书之前肯定的说，已有了筮法，即所谓的用蓍草筮的方法。西周前期已用蓍草卜问是存在的，但如何筮法，已不祥，有待学者对西周前期的筮法做出研究与考证。
那么，《周易》一书里有没有“象”、“数”呢？很遗憾的说，《周易》原创内容里既没有“象”说，也无“数”论。正因为《周易》一书不是讲筮卜的，所以才不涉及“象”与“数”。原典的《周易》，即那六十四篇文章，是一部义理书。而后来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认为能占筮卜问吉凶的卦爻结构之书，把六十四个“六联体”的画符号装进去八种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又通过“数”的起蓍方法，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也自然附带出认为《周易》某一篇名及文辞，又用那些文辞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已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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