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的一个铁匠铺里，刚刚用百锻的好铁做成的铁链被几个江湖汉子取走之后，急忙送到了一处挂着“诗刀阁”牌匾的院子里。
屠夫用来挂猪肉的铁钩，从一个满身是伤的汉子锁骨穿过，两个锁骨便被那铁链锁得死死，手铐镣铐都紧在了这个汉子身上，连带背后的肋骨，也被一个铁钩穿过了两条，连接在了一座巨大的假山之上。
这般对待一个满身是伤的汉子，手段也着实狠厉，却是动手之人，似乎也知道这个汉子不是那么容易死之人，更是一个极为危险之人。
一封书信，由十几匹快马护送而出，直奔京城去了。书信内容只有一个，便是这卫十五被抓起来了，要询问徐杰该如何处置。
京城里的徐杰，还在那号房里“关押”着，还在奋笔疾书。
春秋诸子，百家有农，农桑为国本，乃社稷基石，户籍人口，百年加倍不止，田亩百年难增其一，论农事与人口，乃至灾祸赈济之难。
策论之题如此，其实说的就是中国自古有一个道理，战乱之年，人口暴减。但凡社会进入安稳，人口就会暴涨，超过一个亿的数量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耕作的土地却没有在短时间内暴涨，这就会造成很多隐患。
最为直接的隐患就是应对灾祸的弹性问题，超过一个亿的人口，虽然还不至于发生饥荒，但是会带来粮食储备不够。比如全国有八千万人口与一亿人口，田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差不了多少的，但是应对灾祸的弹性就天差地别了。
又比如八千万人口的时候，朝廷假如能应对一千万人受灾需要赈济，人口到了一亿的时候，朝廷显然就应对不了一千万人受灾的大灾难了。这就是弹性变低了，国家安危的风险就变高了。
这还不是单单财政的问题，农耕社会，出产的物资相对而言是有一个定数的，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限制所决定，生产方式的滞后所决定。
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几百年之后总会爆发动乱的原因之一，唐朝天宝年间，人口就已经超过八千万，接近一亿。按照徐杰所了解的历史，北宋末年，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两千万。到得明朝末年，人口更是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甚至接近两亿。
而今的大华，人口也早已超过了一亿，在一亿三四千万的数量。这个数量的人口，对于朝廷而言，已然就让许多事情的风险成倍数增长。
这也是为何国家初建的时候，往往能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原因之一。人口压力少，田亩多，百废待兴，诸事都欣欣向荣，正在往上发展，连带打仗也勇猛许多。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有突破性的革命，比如生产方式的革命，比如工业革命，承平日久，国家总会发展到一个瓶颈，压力总会越来越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也会越来越低，很多朝代最终的崩塌，也证明了这一点原因。
这是宏观层面的原因，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层面的原因，比如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还有就是当时的人，官员腐朽，军队糜烂等等！
这个理论，其实就是今天的策论之题，考进士果然不比寻常，能把这一题答好，还真需要不凡的见识。这才是为何进士那么难中的原因所在。
之前徐杰答了经义之题，答的正是《孟子》所出之言：春秋无义战。
所谓春秋无义战，最早的意思是说春秋时代“礼乐崩坏”，说到“礼乐”，也就要说周朝这个国家的制度，春秋战国的由来。西周伐殷商，建立的周朝，周朝兴许可以说是中华的国家民族概念与道德伦理的开端。
周有一套制度，乃是礼乐制度。也是以这个制度来分辨华夷，就是这全天下，用周礼的，便是自己人，接受了周天子的青铜器的，便是自己人。周天子分封天下，发青铜器给所有人来证明身份，所有的自己人，都需要尊崇周礼。
有了周礼之后，也就有了诸子百家，有了百家争鸣，有了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农家……
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中国民族文化的成型。春秋战国，看似五霸七雄，秦楚燕赵韩魏齐等等……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分封天下的周天子。
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开端。封建，就是分封建制。
天下之人，一切讲“礼”，甚至打仗都要礼，比如“五十步笑百步”的真正意思。两个国家打仗，互相下战书，互相约定地点，互相等候对方排兵布阵完成，甚至互相出一样数量的军队，然后开战，兵败一方可以逃跑。
胜利一方也可以追击，但是之能追击五十步，五十步之后，就不能再追杀了。
这一切就是礼。所以五十步笑一百步，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可以不跑了。
春秋无义战，最初的意思，乃是说发动战争的权利应该是周天子的，而不是诸侯的，只要是诸侯发动的战争，都是不义的战争。
延伸到后来，也说春秋中后期的战争，都是自私自利的战争，没有真正为大义而发动的战争。这就是礼乐开始崩坏，也就是周礼之礼，慢慢失去的约束力。连带打仗的方式都变了，变得阴谋诡计，变得《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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