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了三皇子刘良之乱后，被囚禁多日的太子刘泰终于登基为帝，并改年号为承和，取其以和为贵、承上启下之意。
而逍遥圣王刘琦则决定以八十四之高龄又再摄政十年，为的是稳定人心，扶孙子刘泰一程。期间除了整肃朝纲、笼络士民、明确军权外，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对此次叛乱过程中态度暧昧，非但未能起到示警和防范作用，反而有推波助澜之举的影卫进行清理。
不过说起影卫的变质和黑化，根子却不在影卫自身，而是在刘琦自己这种下的。
当建安年间完成了对中华疆域的大一统后，随着战争痕迹的快速淡去，影卫的工作量开始断崖式下跌，恰好庞统又挂印去职，解大虫、陈狡的影响力有限，朝堂大佬里再没人为影卫说话，原本属于核心衙门的影卫在帝国体制中开始被逐渐边缘化。
彼时执政的刘琦受大势所趋，开始有意无意的削减影卫的管辖权限，不过他毕竟经历过残酷的战争，知道这种机构在应对黑暗面时的重要性，故而还是保留了影卫的核心架构，对于该有的经费需求还是一律保障的。
可当时间来到崇圣年代后，刘琦抽身幕后，去做他的逍遥王了，而太平久了的朝堂官员连同皇帝刘庆在内，都早已忘记了黑暗的模样，貌似无事可做的影卫无论是人员编制还是经费都被大幅度的压降，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再加上受刘琦所力主推广的新学影响，思想的解放和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是对人性的追求，太平盛世容不得阴暗的存在，这一度是许多主张自由开化的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以至于各级学院的毕业生都以参军为荣，却以加入影卫为耻辱。
刚开始一年两年倒是看不出差异，可当时间拉长到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时，随着老一辈的影卫逐渐衰老故去，影卫人才匮乏问题就越发严重起来。
被逼无奈之下，原本只从农场良善子弟里招募的影卫只能降低门槛，扩大招收范围。但崇尚开化思想的向上青年自是不会来的，倒是那些敌视新时代的遗老遗少因为心怀仇恨，故而始终不曾忘记黑暗的模样，也清楚影卫的重要性。
仇恨转化为恶意，他们看准时机混了进来，而后主动靠近本就对皇位有所觊觎的三皇子刘良，再伺机煽风点火，让野心从星星之火变得可以燎原。此次皇帝刘庆的行程以及随行护卫，早就在影卫的掌控之下，提前透露给早就磨刀霍霍的刘良，便最终促成了崇仁三十年的这桩惊天大案。
亲手缔造的秘密部门竟走到了这一步，刘琦自己也是痛心疾首的，于是在将内部的乱党清除干净后，他重新给影卫进行了定位——对内重点针对官员谋逆和抗命，以及随着商贸发展带来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对外则放在那些边疆和偏远地区稳定团结上，比如南洋诸岛，西域各国。重中之重是将影卫的指挥权属交由皇帝本人直接负责，其余任何人等不得探听插手，只听圣命行事。
清理影卫之余，他痛定思痛，认为军队行事只认长官、不识法纪乃是动乱之根源，本该有的监军也只听命行事、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以致公器私授，拱卫京畿的梅花营竟成了叛乱主力，何其可悲可笑。
所以在对军队强化思想教育、忠君爱国教育的同时，刘琦又对监军一职进行了改革——监军依然存在，却是改由影卫直派，也就相当于皇帝直派，所有的重大举措都需统领与监军双重画押方可生效，但凡有异常调动又或人心不稳，都可通过影卫的秘密渠道直达天听。
除此以外，他也敏锐的发现了新兴的商人阶层和开化人士已开始对传统制度里主官一言堂的僵化统治有所不满。故刘琦趁着自己还在监国任上，力主推行了从上而下的政体改革——从中央到州郡县，各级都以议院制来进行统治和管理。
议院制度的本质在于吸收新兴阶层加入统治体制，以便最大程度照顾到各个利益群体的考量，并对拥有执政权的长官进行监督制约。所有的重大决策由各级长官提案，再由本级议院三分之二签署通过方可生效，而在中央朝廷，则是由丞相提案，中央议院来通过。当然考虑到时代和人心的局限，大汉帝国皇帝保留对于所有的提案都拥有一票否决权以及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这项改革开中华亘古未有之先河，引领往后数百年政体进步方向，虽然刘琦在新学中早已伪托先贤之名有过引述，称乃西方共和之制，但因与传统大相径庭，与那些炫目的实用技术相比，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然刘琦自觉时日无多，故而决议行险推行，只是放在承和年间确实太早了些，无论是利益平衡还是思想基奠都有所欠妥，故而一经推出后立刻在朝野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和质疑声，虽然欢迎者甚众，但不满者几乎同样多。
刘琦凭借自己在军政两届的强大威望以及在民间的近乎半神的影响力，终究还是在全国强制推行了开去，但在各地引起的波澜却是此起彼伏，抗命的官员，谋私的议员，以及无所适从的百姓，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不满，好在新学与开化的基础已在全国打下，各级学校里研读新学的读书人和老师们这时候便成了朝廷政策最好的解释者和补充者。他们基于实际运作中的矛盾或居中调和、解答释疑，或收集民议、上报中央，而刘琦则是以开放的姿态和精神一并接纳，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中华大学教授们的集思广益下，对议院制度的设计再三修改，并根据各地实情对地方议院分设特例，调整各阶层代表的占比，努力让每个群体都能表达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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