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真的担心纺织品配额磋商会议被定到申京去，如果是那样的话，双方都落不得好处。这次磋商会议能定在广南国都顺化，下一次定在长崎，就是两国千辛万苦争取来的。
原因很简单，在两国磋商，区别在于这块蛋糕自己能切到多少，而如果到帝国申京磋商，这块蛋糕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业大国就是帝国。
纺织品配额问题源于帝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帝国三十年以前，帝国一直促进自由贸易，认为这样对各国都是平等的，而且也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政策宣传了这么些年，根本没有国家跟随。
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面对帝国的工业化产品，都主动或被迫的紧锁国门，或者用关税等手段控制贸易。而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海外殖民地更是排他性的经济区。
因此，自由贸易逐渐转向了对等贸易，即双方进行对等的限制和开放，帝国的要求就在于，绝不能允许帝国对欧洲国家贸易逆差。
但在东方，帝国普遍对藩属国贸易顺差，导致各国普遍贵金属外流，引发了很多问题。而藩属国对帝国原本政治上就不对等，经济上怎么也无法对等，因此在对藩属国贸易政策上，帝国会进行有意的倾斜，并且通过贸易谈判，逐渐解决各国对帝国的贸易限制。
对等贸易仍然存在，但纠结的不再是贸易额，而是贸易权限。
比如日本，在日本长期以来，大米是硬通货，给武士、军队发薪水都用大米，但日本被迫开国之后，南洋廉价的大米进入日本，直接摧毁了日本大米的价值，迫使日本建立了更先进的货币体系。
也因为如此，日本实行限制海外大米进入日本的各项政策，甚至有一段时间宣称，南洋的大米都是从烟瘴土地里种植出来的，是有毒的，女人吃了不能生孩子。
除了限制大米进口数量，日本还长期实行海外大米官售制度，完全垄断外国粮食在日本的销售，这极大伤害了帝国粮食商人的利益。若只是大米还好，毕竟帝国不是大米的主要出口国，爪哇、暹罗、安南才是，但帝国是大豆、玉米、高粱等杂粮、饲料的主要出口国，帝国北海三省和内疆区几个绥靖区比较依赖日本这块市场。
为了解除这种限制，帝国以利换利，提出了纺织品配额方案。
这个纺织品配额其实是两种，一种是纺织品入关配额，另一种是纺织品原材料配额。前者主要是丝织品，广南和日本都是出产生丝的地方，早年，日本从大明进口生丝，但是随着帝国的崛起，对丝织品的需求量大增，让丝织品价格飞涨，日本生产丝织品也有利可图。
所以日本逐渐从出口蚕茧，到引进帝国纺织机，生产生丝，再到丝织品，一整套的产业已经形成，尤其是萨摩藩和长州藩两个藩国，丝织品出口更是其出口创税的最主要商品。
日本与广南这两个国家，与帝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帝国是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有法律保护工人，导致用工成本连年增长，而日本和广南不同，这里有的是贫苦百姓，尤其是日本，有的是人，仅仅是用工成本就让其丝织品占据绝对成本优势。
日本还从帝国引进先进的纺织机械和管理手段，其又能种植桑树养蚕，导致日本丝织品大行其道。
而为了保护帝国的丝织品产业，帝国以关税为手段进行调节，这个调节既要保证帝国丝织品产业的利益，又要保证丝织品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毕竟从事产业的人数完全不能和广大人民相提并论，不能为了保护一个产业，让所有消费者吃亏。
来自日本的丝织品就是对内调节的重要砝码。
而纺织品原材料配额，就与丝织品几乎无关，几乎可以称之为棉花配额。无论是日本还是广南，都无法大规模出产棉花，其国内棉布市场曾经一度被帝国完全控制。
但是日本却控制着本国的棉布市场，对帝国出产的棉布逐渐抽取重税，面对帝国的强大压力，又转而支持帝国商人在日本投资建厂，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日本逐渐拥有了棉纺织产业，但日本可以引入工厂、纺织机、染机，但本国不能出产棉花的痼疾是解决不了的。
帝国就以棉花向日本出口份额来换取日本降低帝国棉布关税。
其实广南和日本争夺最多的就是纺织品入关份额，尤其是丝织品，这是两个国家支柱产业。
弹压下这次配额争端并不难，关键是如何解决，李昭承看到，白乐在控制事态之后，连续几日工作不休，分别会见两国代表的同时，不断与申京方面用电报联络，制定各类表格，就是要推算如何分配份额才更为合理。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纺织品份额的事。”面对李昭承的询问，白乐抬起头无奈的说道：“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丝织品入关配额分配不好，棉花份额也顶部下来，整个纺织品份额分配不好，日本就要对帝国出口的粮食进行制约，广南也会动帝国在其国内的工厂，一环扣着一环呢。更可怕的是，这与国内各方牵扯着，令人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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