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因为商业规模的缩小而导致民间商业交易规模不大，在客观意义上使得百姓有了储蓄，但是因为大明进行了税收政策改革，收税都是收铜钱税，朝廷可以不断通过税收获得铜钱。
投入一定量的铜钱，使得铜钱进入流通领域，又收税收回来一部分铜钱，获得税收铜钱之后，又不断将其投入流通领域。
这一系列操作之后，明政府得以确保市场流通的铜钱数量，不让通货紧缩出现，如此则在相当程度上能够遏制民间藏钱的情况。
所以在当前的大明国内，对铜钱进行储蓄的行为并不能影响到明国用铜钱运行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通货紧缩的情况出现，和南北宋的情况完全不同。
最后就是南北宋民间盛行的毁钱铸器的情况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搞笑。
宋朝廷其实并不太了解自己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
他们的官员缺少专业经济常识，都是读儒家经典读的脑袋僵化，典型的书呆子，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发展问题，缺少相关知识储备。
宋国没有专门培养经济方面人才的教育措施，官员做官以后从事经济工作也是半路出家。
事实证明，半路出家还能搞成专家的只是极少数，偶尔出现一两个对经济有看法和研究的官员，比如王安石和蔡京，也会被一群以政治为纲领的庸才与蠢货把好端端的事业毁掉。
他们大部分的官员乃至于皇帝都并不太了解该怎么宏观调控经济的发展，他们只是知道前两种现象使得国内出现钱荒，所以就努力铸造更多的铜钱投入市场。
他们觉得只要铸币足够就能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铸币不足导致的，铸币就行了。
你缺钱，我铸币，至于为什么缺钱……
不重要。
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然而市场上实际上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铜钱。
只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的铜钱非正常脱离了流通领域，不再流通了。
宋朝廷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或者说想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仅没有采取手段让铜钱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反而是每年加倍投入巨量铜钱进入市场。
你缺铜钱，我就往死里铸币扔进去，就这样。
于是宋廷每年投入市场的铜钱数量是唐代的十几倍。
但是其经济规模并没有超过唐代十几倍的地步，国土范围也远远不及唐代那么大，所以这样大量大量的投入铜钱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得铜钱的购买力降低。
以至于当时的市场上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铜钱的价值是因为它本身是铜，不看面值，而看实际重量，随着宋廷大量投入铜钱进入市场，市场上居然出现了铜质器物价格不断上涨，购买铜器需要的铜钱重量却远高于铜器重量的现象。
二者出现了很奇怪的价格差距，以至于中间有利可图，利润还不低。
于是乎民间出现了大规模“毁钱铸器”的现象。
有钱人乃至于一般颇有家资的百姓都开始将自己手上的铸币融化制成铜质器物，以此来获取更高利益。
因为有利可图，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数量就更少了。
钱币不拿来流通，而拿来做另外的事情赚取更多的钱币。
总结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苏咏霖主持的中都经济会议经过研究之后认为铜钱外流、藏钱和毁钱铸器之类的情况完全无关乎经济发展，属于纯粹的经济乱象。
宋廷并没有着力于改变这样的经济乱象，只是一味地往市场上投入铜钱，遂使得经济乱象愈演愈烈。
愈演愈烈的经济乱象只会让钱荒更加严重，宋廷就继续投入大量铜钱缓解钱荒，然后民间再通过各种经济乱象使得这部分铜钱继续脱离正常流通领域，加剧了钱荒。
如此，南北宋的经济最终陷入了无药可解的恶性循环之中。
一方面消耗了太大量的铜矿储量，使得本就不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大衰减。
一方面还无法修正经济乱象，使得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导致铸钱成本超过了钱币本身的价值，财政枯竭。
一个王朝不管多乱，只要有钱，终究是有办法的，可要是没钱了，那就完蛋了。
应该说面对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大明是做出了针对性的对策的。
大明国建立以来，在对经济乱象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和压制，最后使得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比如藏钱问题，就通过税收改革和土地革命进行了基本的解决，现在大明国库铜钱储备量相当之多，整体运行状况良好，地方上每年都能发现不少大地主的存钱地窖。
铜钱外流的问题，也通过消灭诸多重要铜钱外流地的国家而实现了物理意义上的铜钱回收，让这部分铜钱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进入中都国库，状况良好。
至于未来此类的问题，中都朝廷也打算设立一些规定，比如规定对外交易倡导使用大明宝钞、立法严格限制铜钱带离大明，对此类现象进行严肃的打击和惩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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