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兵书所载训练四要当中，糜旸将戒之以典刑当做最重视的，并不是说糜旸对其他三要不看重。
威之以赏罚这一点，是与戒之以典刑相辅相成的。
至于其他两点：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这并非一日之功。
事急从权，刘备大举北伐之时机就在不远之后，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优先树立起麾下大军的战斗力。
在确立好大军的军纪条令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安排具体的训练过程。
在当世，对一支强军的判断标准便是“号令统一，令行禁止”这八个字。
要想达到这标准，则必须从完成六个方面的训练要领入手，这六个方面分别是：
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
一旦能完成这六个方面，一支大军算是初步具备了作战能力。
否则麾下大军连号令都无法统一，怎么御敌呢？
而要想让大军完成以上六方面的要求，就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训练纲领。
汉代大军讲究不教而诛，是谓弃之，所以对于如何教令麾下大军，有着细致且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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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每位将领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教习之法也有着差别，糜旸就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自己的五点训练纲领。
第一点：使士卒目习各种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
第二点：使士卒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
在当世因为没有高科技的通讯工具，所以要想顺利指挥麾下大军，第一要素是要建立严密的军队组织架构。
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教会麾下士卒看懂军队中的令旗指挥之术，并且要让麾下士卒熟悉各种金鼓之声。
这两点，分别是针对日战与夜战时的指挥措施。
日战看旌旗，夜战闻金鼓。
经历过日战与夜战的糜旸，便根据他的经验，将这两点纳入他的训练条例之中。
他之前强调“七日一肉”，一方面是想改善麾下士卒的伙食，让他们对自己更加忠心。
另一方面，无非是在改善麾下士卒的夜盲症，为以后可能存在的夜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旦完成这两点，糜旸麾下这支大军便可以初步做到号令统一、令行禁止。
第三点：使士卒熟知刑罚之严，爵赏之利；
正所谓赏罚之政，乃军之心肺。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方才制定的七斩令，已经能够充分发挥罚的作用。
所以在具体的训练条例中，糜旸要邓艾三位将领，将金银爵赏之利亦要详细告知麾下士卒。
这一点为的是，充分调动麾下士卒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等将来大军战斗时，在有着严格的军令及清晰的奖罚条例相互作用之下，麾下的士卒才能奋不顾身。
在公安城时糜旸完成这一点，靠的是在“守护家园”方面对公安士卒申之利害。
但这一点亦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当做长久有效的激励大军的方法。
要想保证麾下士卒敢战、善战、不畏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具体的奖罚制度。
第四点：使士卒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
在春秋时期，五兵指的是矛、戟、弓、剑，戈五种作战武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戟、剑、戈这三种武器已经渐渐退出了大军的常备武器之中。
所以当世通常用五兵，代指当世军队中常用的各种武器。
所以第四点的要求便是，要让麾下大军熟练使用各种武器，例如刀、弓、枪这三种当世最常用的军中制式武器。
这一点是保证麾下士卒有着良好的作战素质。
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军队中的长枪兵亦能承担起弓弩手的作用，这样才不至于在大军陷入危境之时手足无措。
第五点：使士卒足习野外复杂地形，进退之宜；
糜旸制定这一点，是为了锻炼麾下大军在野外作战时的作战能力及行军奔袭能力。
当世不像后世，到处都是水泥路。
当世虽然亦有官道，但是敌境内的官道都是作为战略场所被严密控制起来的，往往都会有敌军重兵把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当世大军行军，都是通过复杂的地形来完成。
鉴于这点实际情况，锻炼麾下大军熟悉野外作战及行军奔袭能力，乃是很重要的一点。
一支只会在平坦道路上作战行军的大军，只能用来守城，是无法进行真正的野战的。
这也是糜旸当初会选择在河谷练兵的真正原因。
五大训练纲领，是由糜旸亲自制定而出。
而辅助完成这五大训练总纲相应的的细节条例，在之前糜旸就与邓艾三将一同借鉴当世军队的训练细节，及加上个人见解最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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