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陆诜在内的不少文官，都对郭逵的这番说辞，是嗤之以鼻。
但也仅是如此。
对此大家并不意外。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郭逵本就是武官出身，且绝对是属于主战派，肯定是支持种谔的。
关键，当时皇帝对于郭逵的这番行为是给予极高的褒奖，甚至当庭表示，“若有卿在，朕无西顾之忧”。
同时郭逵在朝中也有着许多支持者，之前范仲淹、韩琦可都提携过他。
张斐对此是微微一笑，未做过多评价，毕竟他也不是要复审此事，只是问道：“那不知郭相公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拿出诏令来？”
郭逵回答道：“那是因为官家之所以下达此诏令，也是考虑到，我军准备不足，应避免与西夏爆发大战。
但如这种情况，其实在近几年中，也是常有发生，时常攻取对方一城，若对方兴兵来讨，则是立刻回防，若对方没有大军压境，则立刻在当地修建要塞、堡垒，巩固防御。”
在那庆历条约中，有一条是明确指出，双方可在自己领地上自由修建要塞，是不受限制的。
原因很简单，谁也不信谁。
而在和平的二十年，双方都在边境修建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尤其是宋朝这边，当二十年和平时期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冲突。
但由于这些防御工事的存在，以及两国内部的问题，导致这期间的战事，都只是在试探性进攻。
宋朝不敢打，西夏其实也不太敢。
郭逵又继续言道：“而在当时我发现，西夏方面已经开始发动战争，但是我朝大将折继世数次击退西夏的进攻，我军士气高昂，只是其中受到对方和谈欺诈，损失两员大将。
如果我立刻拿出诏令来，反而会使得我军军心散乱，于是我打算先等等看。但随着西夏首领李谅祚突然去世，此番冲突便到此为止。”
张斐点点头，问道：“以郭相公所见，如果当时李谅祚没有去世，西夏会否与我国爆发大战？”
郭逵思忖少许，点点头道：“以当时的态势来看，是有可能会爆发大战，因为绥州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过关键，故此即便到了今年，西夏方面也一直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向我国索要绥州。”
“是吗？”张斐又问道：“适才种副使也曾提到绥州的重要性，郭相公可否具体说说，这绥州到底有多么重要？”
郭逵道：“当年我军在三川口之败，虽有诸多原因导致，但是绥州在整个战役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西夏军队便是从绥州的土门出兵，先羊攻保安军，然而却转向攻打金明寨，再直扑延州城。
其原因就在于，西夏军若从绥州出发，可以在三日之内赶抵延州城下，让我方援军根本来不及救援，以至于丧失主动。因此，只要绥州掌握在西夏手中，延州便无法高枕无忧。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种副使的父亲，种世衡老将军在延州两百外，不顾敌军骚扰，不顾地势险要，不惜代价，修建了这青涧城，为得就是保护延州。这一点，相信陆知府也是非常清楚的，否则的话，陆知府当初也不会派种副使驻守青涧城。
而如今我军收复绥州，便可以横山为屏障，延州就再无忧矣，也可减轻其余诸路的负担，同时在北线占据主动权，只要我军西出横山，便可进攻西夏，是进可攻，退可守。”
“原来如此。”
张斐点了点，继续问道：“那么郭相公以为，在治平四年那个时段，我国与西夏是处于什么状态？”
郭逵思忖半响，道：“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庆历之约还在发挥作用，并未废止，也谈不上名存实亡，不过自嘉佑年间起，西夏方面擅自违约，出兵进犯，我朝也立刻停止岁币，之后我朝也是根据西夏的言行来判定是否履行契约。
正如我之前所言，占领对方城池，在此期间，也是常有发生的之事，两国边界也在不断的调整，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且往往在冲突后，双方还是会和谈，保证庆历之约，得以执行，只不过绥州尤为重要。”
说到这里，他稍稍一顿，“故此在我个人看来，在治平四年，双方是处于和大于战的状态，但不可争议的是，冲突也是在与日俱增。”
张斐稍稍点头，又道：“根据郭相公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认为，种副使当初出兵的行为，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由于这绥州地理位置，是极为重要，故而确实有引发双方大战的可能。”
郭逵点点头。
张斐又问道：“那么根据郭相公的判断，我军方面当时是否有应对大战的准备？”
郭逵道：“我认为是有得，因为在诱降嵬名山期间，折继世折将军已经在大理河部署，阻止对方派兵前来阻降，并且之后接连取得大胜。”
张斐微笑地点点头道：“多谢郭相公出庭作证。”
随着郭逵下得庭去，别说旁观的宾客们，就连种谔、陆诜两个当事人，都是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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