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天子轻喃，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击着桌面。
商之作用，在大恒，在天子透露的意志之中，已然无比之清晰。
大恒之商，非是重商轻农。
严格而言，当前的大恒，依旧还是老一套的重农抑商。
只不过，重农，表现在各个方面，很是清晰。
而抑商，则是隐藏在暗地里，被表面的昌盛商业之景所覆盖。
大恒的国有商行，武勋商业体系，便是抑商的最高证明。
天子之所以明知道国有商业的低效，必然腐败，以及武勋商业体系对商业环境的压制这些缺点，却依旧无视其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抑商这个抑字！
大恒之商，其作用，在乎护农，而非轻农。
而商的昌盛，无疑会必然对农造成冲击。
两者之间，亦是矛盾。
故而，才有了国有商业体系，以及武勋商业体系的存在。
这两个商业体系，就好比两道不可逾越的缰绳，将大恒的商业，牢牢的束缚住。
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
商的一切，都在这两道缰绳的束缚之下。
之所以这般，原因自然很是简单。
其一，自然就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不可能改变。
其二，亦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资本的无序与贪婪，随着商业的兴隆，必然会愈发恐怖，甚至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虽说在这个官本位的大环境下，资本的无序与贪婪，不太可能如西方那个时期那般肆意。
但显然，也不得不防。
有着这两套商业体系为根基，天子管理大的商业环境，也就不需要盯着无数细微之处，而是具体到个人即可。
哪一个权贵，养着哪些商揽财，这并不是什么隐秘之事。
出了事，无论是处理，还是杀人，都有清晰至极的人，可以背上责任。
大恒的权，给了他们，他们用了，于公也好，谋私也罢，皆有其中定律所在。
在天子心中，从始至终，农，都是国家的根本，这一点，不可违逆。
商的存在，只是让农更富，国更富的一个工具。
当下这个时代，放眼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是需要大恒去追赶。
大恒有的是时间，大恒也并不需要牺牲农之利益，去换取短时间的跃迁。
农为本，商为辅。
主次如何，清清楚楚。
不过，天子自然也清楚，这个规矩，在当下昭武一朝，自是牢靠。
但随着时间演变，商的存在，必然愈发昌盛，规矩的存在，也必然会愈发微弱。
很是清晰的一点，那就是富裕与否，商富裕，那就意味着其子嗣后代，可以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脉，就足以轻松踏上仕途。
就如前明末年江南那官商一体一般，官为商，商为官，两者贪婪合一，什么规矩，什么束缚，都是如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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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下，朝鲜这一次市舶司异常繁荣之景，部分士绅地主，将重心从农，转至商……
思绪至此，天子也不禁摇了摇头，弊病，其实根好解决。
纵观青史，历朝历代，已然给出了清楚答桉。
重农，抑商！
直接一刀切的抑！
士农工商，商为贱籍，为社会最底层，从礼仪道德，到法度规矩，层层设限。
但同样显然的是，前明数百年时间，商业的演变，亦是证明了这一套，已然不符合时代了。
任何事情，显然都是相对的。
一个家境优越，坐拥丰厚财富的富商，又怎么可能甘心被限制在社会最底层，连地里老农都不如？
有钱，就必然有地位。
有钱，没地位，那也会想方设法用钱，去换取地位。
这时必然。
从根源的限制，就会导致前明时期那般几乎是让王朝倾覆的弊。
因为前明，是从洪武这个根源上限制商，漠视商。
这种限制，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严苛。
商人该发展起来，还是会发展起来。
前明江南的商贸盛行，便是至理。
而洪武之后的大明天子，朝臣，也不可能再如洪武那般，严格贯彻限制之策。
如此之下，带来的，便是前明财税的糜烂。
毕竟，前明，从根源上，是重农抑商，商人，是最低等。
可事实上，商人，在前明，却已随着时间而慢慢崛起。
朝廷之策，是从根源上漠视商业，而事实上，又无力继续保持对商业的压制。
而朝廷从根源的抑商之策，自然注定了，前明朝廷，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商税之策。
商业的存在，就在这一个空窗期发展。
朝廷的打压，只存在于口头上，无力贯彻落实，商业的环境，在洪武祖制的限制下，又难有丝毫管制束缚。
野蛮生长以来，官商一体的怪物，便在前明诞生，一步步掌握话语权，一步步吞噬着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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