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昭武八年中旬，天子便下旨，命钱庄对拆借与存储职能进行改革。
随即，在昭武八年末，钱庄上呈的新拆借存储之策，经廷议审核，天子批准，亦是正式在京城试行。
新的存储之策，变的方面，主要有两点。
一便是取消了保管费用，二则是对拆借放贷的口子，又一次放松了些许。
之所以只是取消保管费用，而非如后世那般，增加存储利息，自然是受限于时代。
毕竟，后世之银行，能够给所有储户一定利息，那是因为，银行放贷的群体，太广泛太广泛。
银行存钱越多，银行就可放越多的贷出去，放贷赚的钱，比之那点付给储户的利息，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现如今，大恒钱庄放贷的群体，无疑极其有限。
主要就是一小部分的商行，而商业环境还在起步阶段，放贷群体自然也受时代大环境的限制。
如此，钱庄的收入来源，与后世银行的收入来源，也可谓是天与地的区别。
现如今的钱庄，收入就来源于本身的两项职能。
保管存储及拆借放贷。
废除了保管存储之策，就等于是废了钱庄最大的一笔收入来源。
剩下的拆借放贷职能，在时代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放贷群体极其有限，哪怕朝廷这一次试探性的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但能增加的群体，也极其有限，钱庄的收入，更是极其有限。
哪怕增加存储利息，能够给钱庄带来更多的存款，这存款的意义，虽然也不小，但限于时代大环境，意义终究难以施展。
毕竟，金融那一套，天子这个后世之人都弄不明白，只清楚一个大方向，更别说这个时代的官员了。
故而，现如今取消保管费用，便是小步慢走的试探性维持，乃至扩大储户群体。
稍稍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也是小步慢走的对钱庄存款试探性的使用。
一切的发展，都得顺应时代而行，钱庄，也是如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天下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天子明悟，也需要天下官员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钱庄的发展，亦是需要钱庄的主体秩序，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这才是良性的一个循环，而非全靠天子拔苗助长，况且，天子也非全能，胡乱的拔苗助长，带来的，只会是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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