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和蒙古人，或者说汉人和草原民族之间，已经打了几千年的仗，但火器时代已经来临，草原民族已经不可能取得战略优势。
假设一下，双方依旧如过去一般长期敌对，彼此水火不容，将来必然是汉人要对草原民族进行一边倒屠杀和血洗。但我想问，这是有必要的吗？
汉人是农耕文明，不是游牧文明，更不是海盗文明，屠杀和掠夺从来就不是农耕文明的底色。农耕文明的底色是通过规模化的生产获得收益，因此拥有最稳定的经济生产模式和社会建构，有利于社会文化的世代传承。
游牧文明和海盗文明则不同，前者的生产力严重不足，一旦天气转冷就只能四处掠夺来维持生存；后者生产力介于农耕与游牧之间，因此需要海洋作为便捷的物资交易通道来达成生产与消耗的平衡。
游牧文明鼎盛时期，也就是蒙古人建立超级帝国的时期，他们发现自己几乎能打败所有的对手，从此成为‘人上人’，因此他们不断扩张，直到崩溃；
海盗文明则是在被奥斯曼帝国中断了与东方的贸易后，不得不开辟新航路来维持生产与消耗的平衡，于是通过海洋到处寻找通往东方的道路。
然而他们的运气或者说‘气运’恰好到了，他们先是发现了美洲与非洲比他们的文明程度更低，因此将两地当做了他们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地，通过掠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又因为镇压的需要和海盗文明内部对利益的激烈争夺，使得他们内部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反过来推动了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进步，最终使得他们以强横的武力横霸天下数百年。
后世的西方人常常用各种所谓的‘先进’、‘文明’来给自己的祖先洗白，其实从文明的角度而言，海盗文明从根子上来说就是掠夺式的文明，他们最习惯的做法永远都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压迫和掠夺其他人，而不是农耕文明这种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吸引别人加入自己。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和你说过，大概在周朝时，中国出现了‘华夏’、‘中华’之类的概念，并用以区分自己与夷狄的不同。
但是与海盗文明喜欢严格区分自己与被征服者不同的是，‘华夏’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早就不以浅薄的血统来论定先进与落后，而是当有人愿意施行我们一样的生产生活制度时，我们就认可他是我们的一员，与我们并无二致。
难道拥有这样宽大胸怀的文明不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反而是永远建立在压迫本质之上海盗文明才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如果没有中华文明作为对比，海盗文明哪怕发展一万年，也一定还是一小撮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文明。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海盗文明嫡脉，将永远自认为优越，永远会搞出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文化歧视。
如果他们发现有哪些所谓‘落后民族’发展太快，以至于让他们感到寒意，他们一定会将之视为天底下最大的威胁，然后尽可能联合起来，对其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压，把这种‘颠覆性’扼杀在摇篮里、襁褓中。
中华文明与其到那时候再依靠文明的韧性，于逆境中崛起或者说复兴，为何不在如今便快速扩大本文明的范围，将更多受我们影响颇深的文明提前纳入进来，早一些获得能与海盗文明对抗的力量呢？
所以我才说，我不是站在蒙古人的立场来谈中华民族，我是以一个汉人身份站在‘中华’的立场上来谈这些。
我希望有朝一日，在我们中国将无所谓什么汉人、蒙古人、女真人，亦或者苗人、僮人、瑶人等等。我希望到那时，大家在自我认知之中只有同一个回答：我即中华。”
刘馨静静地听完高务实这一番长篇大论，颇为感慨地道：“我原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纳闷一件事，那就是你已经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在士林民间乃至军中也有很高的声望，可为何你竟然一点也没有想要造反的意思。
你以前说，你是不希望看到中国人内战，我……怎么说呢，作为和你崽同一个教育体系下长大的人，我能理解这句话，但却仍然觉得这个道理并不十分充分。不过，今天听到你刚才这些话之后，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心里认定的最大威胁，从来不是你如果‘造反’所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他是当今皇帝、是大明官绅，亦或者其他势力——他们在你眼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你并不在乎他们会如何反抗，因为你都有信心解决他们。
你的格局远远高于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你的对手根本不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文明，是一个在历史上本应该横霸天下数百年的海盗文明。
现在我唯一好奇的是，为什么你认为不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只是通过一些改革就能对抗那个海盗文明？”
高务实沉默了一下，忽然问道：“你当年听说过一个叫做马丁·雅克的英国教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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