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干点什么了，那就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吧。那有国家不信我这套，还老跟我跳，那我就先去弄死它。”
这其实是一神教国家的一种病态，就是坚持诸如“光明必须战胜黑暗”这种思想，而想不到光与暗是和谐对立的——没有暗，何为光？这种思想甚至远远落后于古代中国的哲学思维，看看太极双鱼的阴阳和谐就知道。
因此，中国古代君主往往都说皇帝是“处中国而治万邦”，这意味着“万邦”若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中国可以教化；“万邦”若愿意继续为夷狄，中国也不强求。
但有一点：“中国”是这一切的基础，必须首先确保“中国”本身的稳固。然而到了这里，中国古人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当中国稳固，环顾四周都没有对手的时候，往往就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动力，更别说主动教化夷狄。
同时，因为所谓“王朝周期律”的问题，此时中国内部便开始出现财富分配不均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上层统治阶级日趋腐化，继而矛盾爆发、起义蜂起，国家陷入内乱，王朝颠覆，重新洗牌，新一轮的“周期律”再次循环上演。
所以，“王朝周期律”的根本不在其他，正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能被始终控制在合理范围。
不是说你皇帝、你勋贵、你官僚们不能占有很大的财富，而是说无论你占有了多少，都至少要留出一定比例分给普通百姓。如果这一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到了你山珍海味铺张浪费，普通百姓却只能被迫吃糠吃土的地步，那凭什么他们还不造反？
然而积累财富是人的天性，皇帝、勋贵、官僚以及地主富商们在这一点上没什么不同，指望他们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其实并不现实。那么，怎么办呢？
后世的解决办法叫“做大蛋糕”，蛋糕即财富。这个办法在理论上也可以放到古代使用，毕竟只要蛋糕大了，能分给百姓的东西即便比例不变甚至减少，但只要给出去的绝对值是增加的，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老百姓吃不饱饭，最终起来造反。
然而这是理论，实践还是很难的。因为所谓“古代”，生产力在几千年或者几百年里，都只是缓慢上升，指望在这点增量中切一点下去喂饱百姓显然不现实。
那么，怎么才能较快地做大蛋糕呢？海贸是一个办法，但其惠及的对象从阶层上说主要是勋贵、官僚、富商，从地域上来说则主要是沿海各省。
普通人当然或多或少也有一点好处，也就是通过一层一层巨富、豪商、中产、小产们的消费来让普通人受益(提供服务或者基本商品来换取)，但显然还不够，而且区域太小。因此，海贸虽好但还不够，还得考虑到“带动内陆地区发展”，避免“区域间经济不平衡加剧”。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捡起荒废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了，否则将来沿海或许不会造反，但陕甘等地却依然是有机会出“李自成”的。
对于高务实来说，以上这些道理他当然能懂，但说给皇帝就未必有用了。要想说服皇帝，还得用皇帝听得懂的那一套。
比如现在，高务实的说服办法就是：如果看起来没有了对手，那就自己创造一个；如果看起来没有了威胁，那就自己塑造一个。
只要拉着皇帝发了车，这车到底载什么货，那就是高务实说了算了，而不是皇帝说了算了。高务实对此可没有负罪感，毕竟这是为了大明好，他并没有什么私心——当然，顺便赚点也不介意。
高务实方才说了半天，话里话外无非要引导朱翊钧的思维朝这个方面想：察哈尔人虽然被打跑了，但他们跑得也不远啊，就在叶尔羌，这个威胁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个方向——你看，这次不就又来捣乱了？
如今察哈尔十万大军东进，短短时间便击破肃州，继而甘州大惊，陕西震动，这难道不算大事吗？
既然现在北边已然安靖，那眼下的局势和李唐击破东突厥之后有什么不同？除了京师不在关中之外，几乎完全一样！既然一样，那大明的下一步战略当然就应该也是“击破西突厥”啊！
朱翊钧很快就“想明白了”，一拍大腿，道：“日新，要论这样的大战略，还得是你说得最清楚明白。朕决定了，出兵西域是一定要做的，不过正如你所言，这件事颇不容易，各种准备必须确保万全，争取一战成功。”
高务实拱手道：“皇上圣明。”
“你是地官，你觉得这些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朱翊钧问道，然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在不影响朝鲜内附的情况下。”
高务实略微沉吟，大致估摸了一番，这才道：“整体而言，臣以为最好能有两年时间完成各项前期准备。这些准备包括调集和训练相关军队、联络土默特与鄂尔多斯、购买或租用足够的骆驼、将军粮提前囤积于前线并妥善储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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