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佐治没管那些，他亲自察之尸体，说由尸体判断，被害者死去并未太久，因此贼人去而未远。于是张佐治立刻遣人急捕，果然得之。张佐治当即讯问，杀人者经不住盘问，很快从实招来。
案子虽然简单，但张佐治在其中展现出来的果决和智慧却为人所称道，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神陞。尤其是他敢于打破常规，发现命案一刻也不耽误，立查立毕，为朝廷所称赞。
不过——凡事就怕“不过”二字——他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虽然看起来畅快，当地百姓也称颂多年，可是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高拱、高务实。
张佐治没有二高那种能得到皇帝无限信任，天捅破了都有皇帝兜着的圣眷，因此他所在派系的朝中大佬虽然明面上数次赞扬过他，可偏偏他的官位就再没怎么动过。即便要动，基本也是平调任职，而且总被调往一些民情堪忧、局势棘手的地方。
他在浙江兜兜转转干了这么多年，终于因为前几年高务实要求新设天津巡抚而获得了机会。
张佐治并不是实学派的人物，他其实是心学派出身，只不过在心学派内部的地位也不咋地，属于比较边缘化的那种官员。那为啥高务实要求设立天津巡抚会是他一个机会呢？
道理其实简单：天津巡抚设立之前，在天津官位最高的文官就是兵备道，因此当时的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显然是个实权肥缺。
然而，一旦设立了天津巡抚，尤其高务实还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叶向高出任首任抚军，推荐了他宣大嫡系将领出身的倪尚忠出任首任总兵，那么天津兵备的权力实际上就被架空了——除非此人也是高党嫡系。
被架空的职务在心学派眼中就没有了吸引力，其他心学派官员本来能够轮得上去做兵备道的，显然也不愿意去做个泥胎木偶。
这样一来，作为心学派边缘人物的张佐治就平白无故被新晋的心学派大老沈一贯“器重”起来了，当即给他争取到了“进步”，出任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即刻上任。
本来呢，高务实对此没当回事。虽然朝廷上下当时很担心倭寇水军袭击大明沿海，而天津作为京畿海防要害，那更是海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对于高务实来说，他压根没把所谓“倭国水军进犯我朝沿海”当回事——开玩笑，就你丰臣秀吉那点水军还TM进犯大明沿海，当我京华北洋舰队不存在是吧？
所以，高务实当时给叶向高和倪尚忠的指示是，只要搞好运输中转站，那就是大功一件，其他海防什么的不用你俩瞎操心。于是乎，叶向高与倪尚忠二人严格执行了高务实的命令，完完全全扑在转运工作之上，顺带着也忙些打造、修理前线兵甲、被服之类的工作。
至于最重要的粮食问题，高务实作为“大户部”制下的户部尚书，早就把各种任务分配下去了，本来也不需要他俩操心什么，真就只需要“转运”即可。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那就是他们都小瞧了张佐治为官的“主观能动性”。张佐治因为级别有限，同时又分属不同政治派系，所以他并不是很清楚高务实的这些安排。
但他觉得自己身为天津兵备，这个工作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是负有责任的啊。于是为解决军需粮饷，他主动组织天津军民，在天津附近开垦屯田数万亩，许多早已荒废的军屯田都被他一一查明，然后安排人妥善种上了庄稼。
这个操作，别说叶向高和倪尚忠看懵了，连高务实都叹为观止——卧槽，大明还有跟我一样积极主动的官儿？
本来，按照高务实的作风，这个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虽然可以被自己的人架空，但最好还是也换上自己人。而且，对于高务实而言这也不难办，他甚至都已经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换人了。
结果张佐治搞出这一番操作来，高务实一看之下眼前大亮，决定就让他继续干下去，派系不派系的都不打紧——反正他在心学派里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边缘人。
然而大家都没料到的是，此时又有意外发生。这一意外起源于“芦苇税”，俗称“苇课”。
苇课是个什么意思呢？大抵就是因为大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咸盐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适合种芦苇和晒盐。晒盐且不去说，本书前文已经说了不少了，这里说芦苇问题。
因为海边的这些地不便种粮，因此当地盛行在滩涂种青、收割芦苇、编芦席出售，经济效益居然还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桩税种，就是所谓的“芦课”。
这看起来和张佐治好像没啥关系，其实不然。他开荒开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芦苇地。这些地其实并没有盐碱化，只是军屯荒废多年，既没人去种，又恰好离海边不远，所以才“变成”了芦苇地。
张佐治按照军屯黄册把这些地收回来继续种粮食，按说完全是遵照规章制度办事，根本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芦课这玩意不是户部收走的，而是内帑收走的，换句话说就是由太监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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