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三月，春暖花开。京师官宦贵戚之家的少年儿们纷纷相邀出城踏青，刑部尚书葛守礼之孙葛曦等少年好友也数邀高务实一同出游，均被高务实以“职责在身，未敢轻离禁庐”而婉拒。
高务实“未敢轻离禁庐”，这倒是真的，不过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职责在身——请一天两天假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他之所以没心思出游踏青，还是因为近来局势越发紧张之故。
皇帝的病情不仅时常反复，而且明显有了加重的趋势，动辄头晕目眩无法上朝，连按例需要皇帝亲自出马的“班春劝农”，今年都交给了太子代行，可见病势渐沉，以难克制。
隆庆帝是高拱的最大倚仗，这一点朝廷上下都很清楚，张居正更是门清，这种时候他如果不搞出点动静来，那就不叫张居正了，因此高务实是真的不敢“轻离禁庐”。
他要保证自己时刻盯紧宫中一举一动，以免高拱大意，为人所趁。
之前戚继光涉案一事，最终还是被张居正给压了下去。虽然那件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被处置，甚至代理兵部尚书的兵部左侍郎谷中虚都被软禁在京师家中革职待勘，但因为高拱特意来了个围三缺一，让兵部自己去查戚继光，于是张居正使出浑身解数，上下勾连，终于以戚继光涉案事出有因，乃是爱才惜才之举的名头，将之从这件案子中摘了出来，最终由兵部对他“申饬警醒”了事。
张居正固然是爱戚继光之才的，但他这么做可不仅仅只是爱才这么简单。事实上，如果不把戚继光摘出来，那他张居正自己也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戚继光跟他的牵连那可是太深了，而张居正屁股底下可从来谈不上干净。
这件事刚刚落幕，张居正就不安分了起来，左思右想之下，打算先试探一下高拱，看高拱在隆庆重病之后，气势会不会有所削减。
二月底，御史汪文辉疏陈四事，其略曰：
“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协恭济务，无少衅嫌。始于一二言官见庙堂议论稍殊，遂潜察低昂、窥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颠倒是非，荧惑圣听，伤国家大体。苟踵承前弊，交煽并构，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佑之祸，复见于今，是为倾陷。
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奏，率锐意更张。部臣重违言官，轻变祖制，迁就一时，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议复旧。政非通变之宜，民无画一之守，是为纷更。
古大臣坐事退者，必为微其词；所以养廉耻，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声，争相诟病，若市井哄瘩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弃短录长，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为苛刻。
言官能规切人主，纠弹大臣。至言官之短，谁为指之者？今言事论人或不当，部臣不为奏覆，即愤然不平；虽同列明知其非，亦莫与辨，以为体貌当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过，何以责难君父哉？是为求胜。
此四弊者，今日所当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鉴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进，则忠直贞谅之士远，而颂成功、誉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专断，即有阙失，孰从闻之？盖宰相之职，不当以救时自足，当以格心为本。愿陛下明饬中外，消朋比之私，还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这道奏疏没有指名道姓，但其中所言四事：倾陷、纷更、苛刻、求胜，明显是冲着高拱来的。
说倾陷，是暗中把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甚至此前徐阶等人的致仕全部不问缘由的栽到高拱头上，暗指高拱倾陷同僚。至于徐阶明明是因为皇帝对他耐心耗尽而批准致仕、陈以勤是明明是不肯站队主动请辞、李春芳明明是被人弹劾谋私而自己面对高拱的政绩也心灰意冷而连续请辞、殷士儋明明是自己靠中旨入阁被人逮着一通骂结果陈洪又阴差阳错转头卖了他才被皇帝批准致仕……这些原因汪文辉一个不看，就一句话：你高拱倾陷同僚。
实际上唯一一个算得上政争的，只有赵贞吉，而赵贞吉和高拱之争，看似两人的权力之争，其实是执政理念之争。
赵贞吉与徐阶一样为政务虚，高谈阔论有余，实际作为全无。这一点，但看他那个京营改制就知道，一个京营分出来六个管事的，三个武臣，三个文臣，令出多门，什么事都办不了，京营的组织机构近乎瘫痪，从皇帝到官员，从官员到士兵，全都不满意，最后只好又给改了回去。
况且赵贞吉下台，主要是因为他自己闹脾气，非要以辞职胁迫皇帝，要知道辅臣以辞职胁迫皇帝其实是辅臣的最后手段，相当于跟皇帝说：你要么听我的，要么让我走。
但对于当时的隆庆帝来说，这个选择题其实很好做，因为题目只有两个选项，选高拱还是选赵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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