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和蒙古打了两百年了，累积的仇恨到底有多少，已经根本无法计算，可能在大多数明人心目中，蒙古就是宿敌、就是死敌，其仇恨之深，不打到蒙古人亡国灭种就不算完——哪怕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身处内地，一辈子根本没见过半个蒙古人。
这是长达两百年敌对所造成的思维惯性。
但其实在真正跟蒙古人接壤的边地，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边军，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都已经厌倦得不行，要不是惯性使然，除非是跟蒙古真有杀亲血仇的那种，否则根本没几个人打心眼里乐意一直打下去。
无非是朝廷一直坚持要打，而蒙古人也不老实，总是三不五时的跑来劫掠，他们不得已只能反击罢了。
这是高务实近来在大同和德胜堡从寻常人处了解到的实情。
对于高务实这个残存了前世太多记忆的人而言，战或者和，都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哪个更有利。
战，可以使蓟辽、宣府、大同一直到陕西三边等数千里边境线上的边军持续处在警戒状态，从而维持较好的战争素养。万一国家其他地区有警，无论是野猪皮崛起或是出现流寇，这大批边军都随时可以调动出征，且战斗力较有保证。
和，可以使国家财政得到缓解，有利于保障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也可以使边境诸省免于战乱，恢复生机并取得发展。
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战则好比治标，和则好比治本。一个是哪里出事治哪里，一个是夯实身体基础，不使疾病发生。
这个选择对于高务实而言并不困难，就仿佛扁鹊三兄弟的故事一般。
据《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侯求教于扁鹊，询问他家兄弟三人中谁的医术最好。扁鹊如实回答，说在他兄弟三人中，大哥的医术最好，二哥的医术次之，他的医术最差。
魏文侯大惑不解，问为什么你自认为医术最差，而名声却闻于天下，而你的两位兄长，却默默无闻呢？
扁鹊回答道：“我大哥治病，在病情尚未发作前就施法将病根予以了铲除，其医术高超但外人不知道，只有家人知道，所以没有名气；我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初起，症状表浅时施治，虽药到病除，但乡里人认为他只是会治小病的医生，故名声不大；而我治病，都是在病人病情危重、痛苦万分之时予以施治，分别应用针灸、药物内服外敷，甚至动用手术，均能够使病情转危为安，逐渐痊愈，因此大家都认为我的医术神奇，所以能名闻天下。”
中医几千年来一直坚持“治未病”的思想，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可能便是从此处而来。
始终保持一支有战斗经验的边军，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和强化政权内部统治，使百姓富足、财政健康相比，其实就不那么重要，至少不那么关键了。
尤其是，眼下毕竟还只是隆庆朝，没有到崇祯末年，流寇没有打进北京城，野猪皮更是只能在大明的统治下乖乖“为国戍边”。
但这个道理，高务实如果去和黄孟宇讲，那是毫无意义的。对于黄孟宇这个水平、这个身份的人来说，只有皇帝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因为他只是皇帝家奴。
所以高务实便笑了起来，略带一丝神秘地道：“先帝的确说过‘复言开马市者论死’，但先帝之时，与当今之世大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黄孟宇怔了一怔，露出赔笑的表情，却迟疑着问：“这个……俺老黄没啥见识，还请高侍读明示则个。”
高务实一脸无奈，道：“先帝时，北虏势强，我朝又逢倭寇肆掠，难以集中力量与北虏相争，如此若对北虏稍稍露怯，则北虏势必不肯满足于通贡互市，只怕一个不好便只能签订城下之盟。黄镇守，你想想看，以先帝的性子，你说他能接受吗？当然不能！所以他就只能示之以强，坚持不肯与北虏和解，如此北虏不知我朝虚实，只见我上下同心，自然也就不敢造次，至少不敢过分紧逼了不是？”
高侍读为了兜售自己的观点给黄大镇守，居然能给嘉靖的智障外交找到这么好的理由，也算是难得了。
“哦……”黄孟宇恍然大悟，又问：“那如今则又如何？”
“如今嘛，今上继位之后，倭寇逐渐势窘，眼下虽然还偶有侵犯，但已无大碍，戚南塘甚至都调至蓟辽镇守边关来了，可见我朝重心已经转移至北疆边境。而北虏呢，连年遭灾，实力大损，你看眼下，北虏莫说再来一次庚戍之变，甚至连入寇劫掠都已很少得手，这次甚至被马总戎打得侧翼崩溃……可见我与北虏，已经攻守互换。”
黄孟宇诧异道：“既如此，我们为何还要与他谈和？”
高务实苦笑着道：“黄镇守莫非不知道，这蒙古不比别国，击退容易，覆灭却难，即便我朝反守为攻，也很难将之一举荡平。既如此，我大明常年累月以倾国之力维持北疆，又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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