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慢慢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去，至于他们在当地的特权，自然保留，以防止他们有燥进的行动发生，这里可是宋朝经济的命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宋朝的经济停滞甚至是后退，所以相比起改革，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便是分化他们，毕竟这些地区的土司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有着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数量，相比起西南地区来说，要少得多，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几万的部众，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们，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几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过上万人。
这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这些地区从晋朝南迁以后，就慢慢开始被汉人占据，越人也早已经比汉人的文化所同化，双方通婚频繁，真正的少数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来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较少，若是不告诉你，你恐怕会直接认为他们是汉人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靠着发达地区，因此即便只是贩卖土地，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土司们也相当有经济头脑，将贩卖土地得到的钱投入进工业的生产中和银行业里，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在此之前，他们是长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而对付他们，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区的土司们，那么果决，这些地区的土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顺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廷的统治，许多地方虽然有自治的权利，但也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经几乎被朝廷所控制，当地的官员也几乎由朝廷选派，等到宋朝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对付他们的时候，往往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土司们。
只要他们没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乐得供着他们，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的，则是这一片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起码对于这些发达地区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这些土司也都很聪明，他们一般不会跟朝廷作对，所以朝廷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们，再加上他们在文化上已经与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贴近，周围的汉人也早已经不把他们当做异族来看，因此，对于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采取的态度就是帮扶然后亲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变动，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平。
宋朝的这整套改土归流政策，可谓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永久进入了中国的版图，即便后来中国军阀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终没有分裂的危险，因为当地掌权的始终是汉人，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在数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因此即便境外势力无论怎么鼓吹，始终没有独立的风险，这一点就与其他聚居区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土归流完成的并不彻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时候虽然派驻的驻藏大臣，但其职能仅仅献于伊利而已，拉萨是那些和尚们的，而广大的农村则是贵族们，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裁判而已，而改土归流在西藏也进行的十分不彻底，所以当军阀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外国势力从印度进入之后，立刻发生了十分不妙的变化。
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归流政策，到底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他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开始有了国族认同，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则是让朝廷可以借着这些地方去影响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这一点看，改土归流，绝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今徐清也参照这一点开始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整个本土全部纳入进宋朝的核心统治之内，以保证朝廷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管辖，增强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这一点，对于建立集权高效政府，有着很重要的标志意义。
欧洲的工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如此，因为要想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国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国家分裂，每一块土地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对于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一个领主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然后抽取过路费，尤其是对于商队，收取高额的税收，从而赚取利润，而这样一来，一件产品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上缴无数的税，最后等产品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产品的价格就会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产品，自然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无所谓，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那些商人们运送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给平头老百姓消费的，而是给贵族们消费的，所以即便价格昂贵，但对于贵族们来说，一件衣服是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卡并没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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