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了士族这层身份之后，起码他们在心理有了更大的底气，与这些士族交谈的时候，姿态也不需要低到泥里去，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徐清的这一项政策可谓是十分迎合了资本家的心，但因此也让士族们强烈不满，首先便是利益上的不满，资本家们原本必须依靠他们才能畅行无阻，每年什么都不用干，单单充当保护伞，最一般的士族都可以得到十几万贯的收入，远远超出了他们担任公职所能得到的收入，如今资本家们也拥有了士族的身份，虽然他们依旧会孝敬，因为他们没有政府资源和人脉，而旧士族则拥有这些，但在谈判时，他们能够获得的好处是必然下降的。
第二点便是出于名誉的考虑，士族一向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标配，无论是官员还是科学家，学者，全部都是高学历的，而如今，却要让这些资本家也能进入士族的名单之中，这让许多士族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甚至认为这样做，等于是毁了士族这个身份，这是在摧毁国家的基石，而不是在帮助这个国家，对于这样的言论，政事堂内部也有许多的讨论，有的人认为徐清做的对，社会是不断发展向前的，以前的人还瞧不起匠人呢，现在呢，那些理工男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佩吗？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是多么大的本事啊，同时那些修建摩天大楼的工程师，制作雕刻艺术的工匠们，在以前他们都是奇技淫巧，是不值得人们称道的，而如今，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甚至其中有不少都因为他们对于宋朝杰出的贡献成为了士族，国家既然能够容忍他们，为什么不能容忍资本家进入士族呢？
而反对的一派则认为，那些工匠起码还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是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而资本家有什么贡献，他们就是赚取着人民的财富，将北方的货物卖到南方，然后赚取高额的利润罢了，除此之外，他们有任何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吗，他们创造了财富么？在许多人看来，完全没有，这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认为商人是没有价值的，他们不从事生产，不创造财富，只是进行搬运，然后所拥有的财富，却比一般的农民更加富有，甚至连许多地主家都不能跟他们比，所以在士农工商中排在最后面，因为儒家认为，商人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的贡献。
虽然如今儒家已经算不上国学了，但依旧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想要改变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当朝的官员中，大多数是在工业运动之前，便加入官场的，他们的思想是完全儒家式的，想要改变十分不容易，甚至非常的困难，所以对于商人，他们是最为鄙视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士农工创造了社会的价值，士族让国家得以稳定，并且治理国家，居功至伟，农民在土地上创造了财富，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自然也十分的重要，在接下来是工，这个工不仅仅代表工人，还有工匠等一切与手工作业有关的行当，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丝绸，瓷器，都是经由他们的双手来创造的，国家所使用的武器，也必须由他们来锻炼，这些都是他们三者的功劳，所以对于工人后来可以成为大学的教授，甚至教授学生，这些官员都还能忍受，但商人，这着实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朝堂之上也有人说，商业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相反，商业对于一个社会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反倒是被儒家抹除的一干二净，比如说平衡物价，官员们总是说，商人通过买进卖出，从而来赚取利润，但他们却忘记了，之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买进卖出来赚取利润，是因为一个地方缺少某些东西，而另一个地方则富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商人，那么一个地方所缺少的物品，价格就会更加昂贵，因为他只能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获得，就像盐这东西是一样的，盐商在中国古代堪称是最富的一群商人，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中国的盐巴，大抵都产自几个地方而已，要么海边，要么就是四川的盐巴，也就是所谓的井盐，其他地方的盐是极度缺乏的，而掌握了这些地方，自然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这一点可想而知。
但如果没有商人，其他地方的盐巴价格又将会贵到什么地步去呢，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正是因为有商人在，通过买低卖高的方式，来赚取利润，才能使得国家的总体物价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地步，而不是胡乱发展，有的地方价格奇高，有的地方又因为卖不出去，而烂在地里，这都是不对的事情，稳定物价，商人是必定有功劳在的。
且这也是古代商人最为重要的一点，而到了工业时代，商人又有了更大的作用，首先就是对于投资的把握，相比起官员来说，商人对于商机的把握更加准确，因此同样是一百万贯的钱财，交给官员和交给商人，所能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同的，合理的投资，可以使得自己的产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一名优秀的商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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