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家都明白做些什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迟早要有人对苏联的分裂负责。这并非什么叛乱的逻辑，这是严酷的必然代价。
——｛史实人物｝谢尔盖·费德罗维齐·阿赫罗梅耶夫（苏联元帅），于1991年留下的遗书（选段，中译）】
同样在1982年10月7日的晚上8：55【1】，夏希羽正独自在房间里阅读《星洲日报》【2】。
“这次住得离卡姆登医学中心这么近，却又没有钱接受治疗……唉，实在是遗憾。”
夏希羽忽然一边感叹着，一边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随后，他稍稍拉开窗帘看向窗外，看到了星港与浦江截然不同的繁华景象。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想得到，三、四十年后，国内的不少大城市也有了这样的景象。”
一句感叹之后，夏希羽的整个房间继续陷入沉默。
直到沈涵曦在将近半小时后走进房间，这才稍稍有了些声音。
“希羽，上次你这么不安的时候，还是在上辈子。”
“是啊，上辈子和你们正面对决的时候也没有紧张。从研究所内传来的消息显示的情况并不乐观。对极个别知情者来说，我们和国内只有汤霄手中的微型电台以及多次转接但随时可能泄密的电话可以联络。”
沈涵曦的话音刚落，夏希羽立刻把她拉到床上。
“诺雅，今晚还是一起睡吧。”
“嗯，没问题。”
……
不远处，汤霄在雷雯婷的房间里与她交谈着各自的过去。
“雷姐，你十二岁就学车了？”
“嗯，因为家里的关系，实际上还更早几个月。毕业之后，家里供着我送去一边读高中，一边学开车。”
“所以，你之前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家里人的要求？”
“是啊。用希羽的话来说，我家那边比绝大多数地区更注重血缘，排斥外人。我是我们家想去外地而不愿意接班的唯一一人。于是，我在学会开车的不久之后，就凭着高中文凭通过我的师傅的一位老战友的介绍，前往吴港研究所工作。虽然气氛很不好，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直到我见到了夏希羽。汤霄，你呢？”
汤霄简单地做出了解释：“咱们自己人都知道，我是在保密单位被养大的，离开那边前我认识的人与你们认识的人没有交集，因此具体情况你们知道的越少越好。
“我本来是要做情报工作的，但因为星悦的原因，我当时带了两个现在应该被送回去的孩子一起来这里，此后我留下来与星悦一起在这里负责如实向上报告。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调动过，于是我就一直留在了这里。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没什么可问的。”
“所以，你在来这里前，与星悦并不认识？”
“是的，如果按军龄来说，她是我的前辈。我只是因为‘老林’才知道你们的。谁想到一年不到，事情竟然变成了现在这样。”
说完，汤霄在雷雯婷的身边耳语了几句，后者立刻用异样的眼神看向汤霄。
“姛风盛行的希羽组……果然名不虚传，没想到比我晚来这里的你倒是很快就沾染上了这种奇怪的习气。抱歉，你等着回去之后找你家星悦吧，我只对车辆感兴趣。不过，她好像早就和别的姐妹好上了，你们之间恐怕要协调一下。”
随后，雷雯婷继续读着自己随身携带的外文资料，汤霄见此也毫不犹豫地离开。
半小时后，见到了夏希羽和沈涵曦的雷雯婷向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最近，国内的某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对老年夫妇，长期受儿子、儿媳的虐待。他们四次给法院写信控诉，每次都被转到基层单位，如石沉大海。他们到有关部门上访，又被拒之门外。最后，老母亲以死相拼，杀死了穷凶极恶的儿子与儿媳，自己也因此被判了刑。’您觉得这件事只是报纸上说的官僚主义这么简单吗？”
夏希羽摇了摇头：“官僚主义是其中之一，但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全新的解释：这对老年夫妇之间的事属于家事，警察也一般不过问，而且即使在我们那边，对这类事件的取证仍旧很困难。除非能得到家中监控，否则基本也只能从向当事人询问，那就等于没有结果了。所以，两边的情况还有所不同，这也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非常谨慎地对待家中问题甚至尽可能地避开家里人的原因。”
沈涵曦接着补充道：“除了希羽说的之外，我认为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控诉期间，因为各种原因，老年夫妇自己因为传统观念或收了和解金等原因而放弃控诉，而这类案件基本都是自诉案件，不诉不理，基层法院的积极性也不高，于是很多矛盾就这样积累下来了。
“无论是三类问题中的哪一种，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所以我并不反对希羽在涉及这类问题，尤其是对待与家人的关系时的处理方法。现在的前工业化社会与五十年后的工业社会的道德之间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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