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人都是中郎将牛辅的部下，曾受命带数万兵马至中牟，与行车骑将军朱儁交战，击破朱儁后，转而进军陈留、颍川等郡，大军所过之处，士民被掳杀一空。
等到他们见到牛辅信使，返回陕县的时候，牛辅已经身死贼手了。众人无所依托，惶惶之间，只得上书朝廷请求赦免。
皇帝不愿重蹈历史的覆辙，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比照徐荣、胡轸等人的待遇，对他们进行赦免，宽大处理。
而王允却表示反对，坚持要解散李傕等人的军队，如不听命，大不了派吕布前去讨伐，既然牛辅、董越都能手到擒来，其手下的李傕自然不在话下。
关于这件事，皇帝在宣室特意举行了内朝会议，尚书台众人以王允、士孙瑞两人为首，各执一词。
尚书令士孙瑞说：“凉州人一向忌惮袁氏，且畏惧关东诸军。如今若是一旦接触李傕等人兵权，则必人人自危。军中将校多凉州人，可以让出身凉州安定的征西将军皇甫嵩屯驻陕县，直接收纳李傕等人，以安抚军心。然后再慢慢与关东诸军通信，以观其变。”
没料到王允直接拒绝了，他宁可将李傕部众解散，也不愿见皇甫嵩代表关西士人掌握兵马：“不然。关东举义兵者，都是我辈同道。若是使人距险屯驻陕县，虽安凉州人之心，却使关东诸君生疑，实在不可为之。”
“如此步步紧逼，万一李傕等人狗急跳墙，聚拢残兵西向，反攻长安怎么办？”这时皇帝插话了。
“这有何惧？卫将军吕布骁勇善战，手下兵马强劲，不输李傕等人。更何况我堂堂之师，其惶惶之众，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自吕布侥幸打败牛辅后，王允便对吕布的谋略与手下军队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再加上他当日能在朝堂力挽颓势，继续保证现在的地位，完全是由于吕布在战场上的胜利给王允提升了威望。
所以现在王允巴不得与李傕交战一回，若能再打赢一次，自己的地位水涨船高，皇帝也要忌惮几分。
基于这个看法，王允的态度强硬的出乎皇帝的意料，另外还有不少袁氏的门生故吏难得的联合起来，为王允摇旗助威。
皇帝虽然生气，但这次不同以往，他不能像前几次那样凭借一道诏书就让众人信服接受。
因为颁发赦令的形式不是诏书，诏书主要是皇帝用来告诉某官某事可，某事不可；只要皇帝愿意，可以随时写就，盖上天子印玺即可。但撰写赦令的文书叫制书，也叫制诏，凡是制书都要有印、使、符三者具备，需要皇帝印玺与尚书令印双重封印才能有效。
而赦免罪臣有关的制诏更需要皇帝召集三公一起到朝堂正式接受制书，然后再用司徒印封，这样才能下发。
这个制度放到后世也是一样，就好比是‘决议’与‘决定’、‘通知’与‘通报’，两者词义相近，但在国家机关文件中却代表不同的意义和用途。若是用错，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还会扰乱政治秩序。
皇帝就是因为熟知制书、诏书、策书与诫书这四种‘帝之下书’所代表的不同用途与使用方式，所以才没有强行使用皇权用诏书来代替制书去赦免李傕等人，这样会显得不伦不类，而且不会得到承认。
“这等贼子，戕害陈留、颍川等地士民百姓，为祸一方，死不足惜，岂能说赦就赦？陛下不知人心，一味迁就，只会让那些人越发放纵，越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亭子里没了风，顿时就变得闷热起来，王允忍着热浪，对黄琬说道。
黄琬对此事仍有疑虑：“可我听说陛下已经让尚书台拟制书了。”
“五月初十，朝廷便已下达制书，大赦天下，一年之中岂有一赦再赦的道理？”内朝议论赦免李傕是在大赦之后，王允有心讨伐问罪，故而在大赦的制书中刻意没有提及李傕等人，这也是让皇帝恼火的缘故。
王允又道：“但凡制书赦免，按规矩都得由三公受命，司徒盖印，方准施行。如今我已说服淳于司空与我一道，这样三公有两个不受命，我只要坚持不盖印，陛下就算是有心想赦李傕、郭汜这等鼠辈，也无计可施。”
只是这样一来，皇帝与王允之间的隔阂便越来越大了。
黄琬忧心忡忡的看向王允，他知道王允再这样下去迟早会给自己惹来祸端，但王允现在刚愎自用，很少能听进别人意见，黄琬几次张口想要劝说，却都生生的把话咽了下去。
他知道王允这么强硬，除了出于公义，还有个人的私怨在里头。据传闻军中还有数百名并州人，在得知董卓被杀后，李傕等人迁怒到并州人的头上，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泄愤。
消息传来，同样激怒了王允，在李傕见牛辅身死，向朝廷屈意求饶时，不肯加以赦免，非要将其置于死地不可，而朝中也由于王允的态度，渐渐流传出一些不好的风声，说王允打算杀光在朝的凉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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