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晚唐时期，皇权旁落有两大原因，一是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另一个就是由来已久的宦官专权，昭宗即位后，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短时期几乎没啥可能动摇；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减弱，如果昭宗能够抓住机会，很有可能重新掌握中央大权。
而宦官之所以专权就是因为手里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从肃宗时期就被宦官集团牢牢掌控，后来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朝廷的实际话事人，甚至一度凌驾于皇权之上，故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的言论。
大宦官杨复恭虽然名义上还担任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大唐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出逃，身边只有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关中的数万神策军找不到统属，凤翔节度使郑畋趁机把他们召入麾下，于是最开始的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之后杨复恭代替田令孜，成为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的兵力有限，威望更加有限，他又没有田令孜那么能耐，所以昭宗就在重组禁军时分了他的兵权。
有必要说一下昭宗和杨复恭的关系，当时唐朝规定诸王不得参政，但昭宗在僖宗逃亡成都之时，因为百官未集，缺人少粮，所以当时作为寿王的昭宗也参与朝政，这个时候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关系处得还可以。正是因为这个情分，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昭宗扶持上位。
可昭宗被扶持上位后，一点儿都没记着杨复恭的好，反而对他的专权行为十分憎恶。昭宗自幼读书，深知宦官专权祸国殃民的道理，再加上亲眼目睹宦官们的霸道行为，打根儿上就对所有的宦官都不信任，其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昭宗深知其意，所以即位之后，马上在京师大规模募兵，人数多达十万人，要重新组建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
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名义上的禁军大统领，但是这支军队并不是他创立的，压根就不听他的指挥，昭宗掌握了最高话语权，形势对于昭宗来说十分有利。
十多万大军，本身就是个骇人的数字，而且昭宗名义上还是大唐帝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很多忠于他的臣子，还有很多愿意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如果他能有效指挥军队，利用国内诸侯之间攻杀不断的大好时机，打几场胜仗，那么昭宗很有可能内除宦官，外平藩镇，达到重塑大唐天威的目的。
俗话说，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昭宗找到了这个突破口——杨守立。杨守立是杨复恭的养子，唐昭宗对他百般笼络，宠幸有加，昭宗告诉他好好干，以后你干爹的位子一定是你的。果然杨守立上钩了，反过头来和杨复恭争权。之后昭宗又暗中煽动人告发杨复恭谋反，并派杨守立带兵抓捕杨复恭.
杨复恭不甘心束手就擒，逃到另一个养子杨守信军中，起兵对抗唐昭宗。
杨复恭来势汹汹，昭宗虽然没有多少兵马，但他以皇帝的名义调动藩镇势力，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杨复恭的军队被李茂贞打败，杨复恭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捉斩首，宦官集团受到很大冲击，此后昭宗再接再厉，初步掌握了朝廷大权。
宦官集团被打压之后，藩镇问题又凸显出来。藩镇和宦官可不一样，宦官顶多发动点宫廷政变，遇上有能力的皇帝翻不起什么大浪。可是藩镇就不一样了，个个节度使手握重兵，皇帝想要驯服他们简直是白日做梦。
公元889年，继位刚一年的唐昭宗，削藩计划高调出台。第一个成为目标的，是数次成为唐王朝避难所的蜀地四川。
严格来说，那时的四川尚未完全脱离朝廷控制。
当时掌管四川的，正是唐僖宗李儇的“阿父”田令孜，以及田令孜的兄长陈敬瑄。
想当初，李儇在“阿父”的撺掇下，让陈敬瑄与其他几位禁军将领比赛打马球，约定胜者担任西川节度使。
陈敬瑄虽然出身低微，也没什么名声，但凭借过硬的马球技术以及与田令孜的关系，成功地从比赛中脱颖而出。
一场马球比赛决定一方大员归属。这事儿稀世罕见。
后来僖宗西逃时，当时还是寿王的李晔跟着哥哥一起逃到西川避难，走到半道实在走不动了，便躺到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看到后上来就给他一鞭，李晔敢怒而不敢言。僖、昭政权交接后，田令孜担心他报复，于是自请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投靠其兄陈敬瑄。
昭宗想压制骄横的藩镇，便先从西川下手。六月，昭宗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但陈敬瑄拒不让位。
十二月，昭宗以宰相韦昭度为招讨使，命王建、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守亮合兵讨伐陈敬瑄，并把西川的邛、蜀、黎、雅四州划为永平军，任命王建为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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