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那就是本朝事，本朝说，不过这地图炮开的，的确有些过分。
由是坐着的官员，心思各异，甚至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
作为新秀的夏言，已然知道皇帝心意，也知道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
此次提及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见濡、朱佑樘庙号之事，并非真的只是为了黑一把历代皇帝。
更不是吃了没事做，为了辱一番历朝历代，庙号未曾按照制度，严格执行。
这次所谓的商议庙号之事，只怕不过是一个噱头，用来钓鱼执法所用，为的是看清在场之人站队如何。
是故夏言暗道：“果圣君耳，难怪老师如此心急，早早附和圣言，既然如此，我也需要表表忠心了……”
心中有了主意的夏言，打好一遍腹稿之后，在群臣还没答复朱厚熜之前，便清清嗓子，起身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毛澄、杨廷和、梁储、毛纪、蒋冕，然后伏拜宫砖奏对：“臣窃以为，毛尚书之言大缪，惟陛下圣明天作，能够洞悉寰宇！
自汉以降，士大夫多为奴颜婢膝之徒，滥用谥号、庙号，本就不符圣贤宗庙制度。
以至于到赵宋之时，居然多为美谥、美庙，而无恶谥、恶庙，已然有失盖棺定论原意。
邱文庄仲深（濬）公《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四》曰：‘《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言深以为然。
庙号本为帝王之号，万岁之后，嗣君祭祀先君所用，岂可如前朝一般滥用？
而毛尚书谓庙号乃太宗所定，经仁宗、宣宗所成，恕臣不敢苟同。
太祖定懿祖、熹祖、仁祖、德祖，四祖庙谥皆按古之礼法而来，始太宗伊始，为太祖高皇帝叠加谥号，后至宣庙为仁庙加庙号、谥号，此诚乃乱国之礼法也！
臣查阅《大明集礼》、《大明会典》、《诸司职掌》等典籍，未曾又见祖宗定制，凡帝王必有庙号之文。
臣不知毛尚书所言，祖宗成法何来，请陛下公断！”
这番话可把杨廷和、毛澄二人气得不轻，因为夏言这纯属于捣乱搅局。
本来这谥号、庙号规矩，就如同此前走东安门，文华殿受笺一样，都只是潜在规矩而已，并无明文条例，钦定每个皇帝都需要上庙号，谥号规定多少字诸如此类。
但却经过千余年的习惯，凡皇帝一般都会有庙号，至于谥号也是越来越长，到宋朝开始基本无恶谥。
可夏言偏偏要将此事抖出来，这杨廷和、毛澄二人还能心平气和？
就如同收取碳敬、冰敬一般，皇帝都已经默认，你非要捅出来，让大家面上全部无光，这谁人能生受？
潜规矩就是大家一同遵守，按照以往典例来就是。
少一点屁股决定脑袋的想法，多一些无为而治的念头，顶多二十年，朝廷就能恢复往日生机，中兴大明。
可显然，朱厚熜并不愿遵守隐藏规矩，总是能够给百官玩出一点新花样。
如此下来，群臣何以放心，皇帝能够中兴大明？
可这个世界总不会缺少投机倒把之人，给事中徐景嵩、陈江、章乔、史道，翰林院严嵩、石珤、国子监贾咏等多人出言附和：“臣等窃以为，兵科给事中夏言所言甚是，谥、庙之事，自古皆是公卿议拟，天子定夺。
祖宗沿自前朝陋习，故而未曾更改，圣明无过于君父，洞悉其中弊病，故而指出予以改正。
《左传·宣公二年》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如今既然已然知错，又岂能知错不改？
向使前华盖殿大学士刘希贤（健），于弘治十八年，议定先帝年号为‘正德’之时，马端肃（文升）公当即在吏部考选之时，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命题讽之。
臣等尝闻《战国策·楚策》有云：‘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是故臣等窃以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值此之际，当溯本还原，重新制定宗庙制度，以免贻笑大方！”
这些人无一不是熟读经史典籍之辈，三句话不离引经据典，说的朱厚熜心花怒放。
而且众人说的有理有据，让人足以信服。
哪怕是杨廷和、梁储、毛澄、毛纪、蒋冕等人，有再多的话，也无法辩驳。
毕竟明代宗庙制度，的的确确只是沿自前朝规矩而来，最主要变是，对于谥号、庙号的问题，根本未曾上心过，所以并未留下任何规定。
这也是明朝历代皇帝没有想过之事。
毕竟褫夺庙号之事，从东汉孝献帝夺孝和帝刘肇，穆宗庙号、孝安帝刘祜，恭宗庙号、孝顺帝刘保，敬宗庙号、孝桓帝刘志，威宗庙号之后，便基本上没有发生过。
当然换世系要除开在外。
就算是按照刘协退位开始算，到如今已经有了一千三百余年。
谁会料想有人脑子抽筋，在这上面动脑筋？
毕竟此时完全吃力不讨好，而且还容易讨个薄情寡义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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