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等事情《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8》有载：「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戊辰以纂修《武宗毅皇帝实录》，发正德间留中不报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
须知，此类奏疏多为指责武宗四处巡游、任用宦官误国奏本，故而正德将其扣下来不报。
因此称明朝无须天子勤政，国家照样可以运转之言，纯属出口蒙古语，进口女真言——满嘴胡话罢了。
明朝内阁，不是带英内阁，更不是东瀛内阁，二者不可同一日而语。
若是明朝皇帝废政务，则必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正德年间，便是活生生例子。
只是勤政的度，需要把控好，万一新君累死，则天下再起动荡。
即使未曾累死，若是有个好歹，也是一阵巨大风波，此事不可不慎。
于是王琼、梁储二人微微颔首：“中贵人忠君之心，仆等悉知，待面见天子之后，我等必会有谏。
国家勤政，实乃社稷之福也！然圣聪尚幼，万事过犹不及，足下所虑，实乃我等之思！”
本来二人倒是并未有此想法，然经黄锦一说，心中也有一丝担忧之色。
黄锦之言，诚乃良言耳。
皇帝真的若是劳累过度，对于朝中而言，绝非鸡毛蒜皮之事。
“既然如此，在下不便打搅二位先生，告辞！”黄锦得到二人保证之后，也不在与其过多赘言。
须知内廷寺人，乃是严禁与前朝官员有多来往，特别是内阁、九卿，不然恐遭皇帝忌讳。
如果仅仅只是眼下这般叙谈，倒还好说，若是继续下去，则必然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根本难以自证。
不过明代更加诡异的乃是，明明内书堂皆有翰林院所教授，如此意味着宦官，多为翰林徒弟。
而这些翰林，又是进入内阁便捷道路，以至于还诞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种说法。
很明显这教授内书堂，分明是在让翰林织纳党羽嫌疑，为日后双方佐政提供便利，也为内阁得知宫内消息，提供渠道。
但明代又是严禁内廷，与外朝勾结之事，是在令人琢磨不透。
还有翰林院充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礼部尚书充会试考官，内阁大学士充会试考官、殿试读卷官，翰林院迁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教授庶吉士等等，此皆为为日后内阁大学士，或内阁大学士织纳党羽，巩固实力之嫌。
然而在明代，却大行其道，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转而想之，或许是因为翰林院所走之路，太过平缓，如果骤然入阁秉政，但内阁并无执政权，因此无法插手明朝衙门公事，恐人阳奉阴违，不肯听从内阁之意所故意设之。
总之明朝官制，极其怪异。
比如堂堂吏部尚书，其主要是承上启下，将部内四司所议之事，呈递内阁或是皇帝面前，至于部内之事，却多与四司权利重合。
也就是尚书能做之事，只需要四司合力，便可完成，但是不涉及呈递奏本等重要事情。
还有六科给事中，如果此辈合同一词持反对意见，则明朝六部政务全部瘫痪，无法运行，但人家不过七品微末小官而已。
而且人家还有一个更犀利的手段，乃是封驳诏书。
只要六科觉得不可诏书，直接认定为乱命，从名义上而言，此诏无效。
只不过明朝还有更大的，乃是天子，故而六科封驳之事，即使发生了，但真正被封驳不能发行的诏书，屈指可数。
所以最后六科主业，基本上无人做，而是将副业发挥的淋漓尽致，与都察院御史，在明代留下了偌大名头。
然此类皆非梁储、王琼二人所思，此二人所思者，乃是皇帝寻二人所为何事！
俗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若不好好想想，万一皇帝命其奏对，何以答复？
难不成对皇帝说：“臣尚未准备好，不知如何回复”？
这显然是不可能之事。
当然也并非说，不事先想好说词，二人便无法君前奏对，而是说，如果能够想好对策，就更好应对皇帝提问。
由是王琼与梁储相对而立，拱手求教：“厚斋公以为圣人寻我所为何事？”
至于为何面对，而非二人同行而问，盖明代公服帽翅过长，虽不足以与宋朝幞头帽翅相比，但也颇长，且两头弯弯翘起，若是并行必然打到同行之人。
梁储盯着远去的黄锦，随后讪讪一笑：“圣人胸中自有沟壑，乃不世圣主，岂是我等臣子可以妄加揣测？”
王琼听后心中大骂：“老狐狸！”
梁储实在过于圆滑，甚至泥鳅与之相比，难及其万分之一。
王琼又非傻子，梁储心中之思，他虽然不可看透，但亦能猜出一二。
明明心中已有答案，却不肯明言，反而扯虎皮做大旗，说什么“不世圣主，臣子不敢妄加揣测！”
那早年背刺私自起草“镇国公、威武大将军、寿”南下诏书，不是揣测的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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